在鲁迅的小说《故乡》里，闰土在同我见面的有限时间里，四次称呼我为“老爷”，喊一个年龄和自己相当、不是同姓、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为“老爷”，在旧社会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而是相当普遍存在的。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十分悬殊，一方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另一方则是下等人。

“我”三十年后还是记得那份童年的真情，时时记起，在心中留下美好的印象，并不想把闰土当作外人，还想重温当年的友谊，毫无隔膜地畅叙友情。两个称呼不变，就是兄弟相称。

可闰土不是这样想，他对于“我”及“我”母亲的盛情不予理会，他把童年的友谊全部埋葬，他竟然说：“……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他承认是自己的年幼无知，才敢贸然地称呼我“兄弟”的，为什么？

是当初自己错了吗？闰土的心理真是这样认为的吗？我想不是，绝对不是。试想，如果闰土现在是一个收入丰厚、家产丰裕的人，那么，他会喊“我”老爷吗？不会。他可能会大大咧咧地直冲我而来，热情地同“我”握手寒暄，然后称兄道弟，愉快地回忆当年的趣事，把这次相见当成一次对自己有益的社交活动，当成一次可以有相当回报的感情投资。可是在闰土的心里，他有这个资格吗？他没有了。他目前的窘境，已经将他逼成了一个“下等”人，这绝不是所谓的“自我矮化”，这就是他目前的生活状态。他已经成了一个人见人欺的、没有任何地位保障的农民，欺压他的人如此之多，“官、绅、兵、匪、地方恶势力”任何一个稍有势力的人物，都可以把闰土踩下脚下——蹂躏，而事实上，闰土见了这些人的面，都得喊“老爷”，态度上的谦恭，求得在蹂躏时能够起一些恻隐之心，减轻对自己的折磨。闰土见了我的时候，他的脸上有“欢喜而凄凉的神情”，其实主因倒不是我曾经是他幼时的朋友，而是他见到我这样的一个“有地位的人”时，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还有可能给他一些照顾，这实在是一种“欢喜”，闰土来到“我”家时，其实，就是想得到一些我们不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对于他贫穷的家庭来说都是如此重要，桌子、椅子、抬秤、香炉，还有草木灰。至于“凄凉”，这是一个贫苦的人、常受欺压的人常有的神情，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的低下，伍子胥曾经行乞于吴市，但那是英雄困厄时的暂时自救，他的心里燃烧的是理想的火。只要你有一颗上进心，有股斗志，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有能力把握，尽管穷，也可以昂起高傲的头。此时的闰土，已经完全承认命运强加于他的种种不公，他知道他无力改变现状，只有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按照他认为的上天给他规划好的人生之路，命运之路，闭了眼、浑浑噩噩地走下去。于是他见了地位比他高的人，“老爷”就是他嘴边的不加思索就冲口而出的称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