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自述篇

            1   我与一位同学的轶事

        一清早，一位教师从边远的山区来到县城，走进教育局一个办公室，他要找局长要求调动解决两地分居的问题。他见一个中年模样的人，在一张办公桌前正襟危坐地看报纸，便上前问：“请问：局长什么时候来上班？”“局长？你不认识他？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上班？”然后，把报纸丢在办公桌上，走出了办公室，拂袖而去。这位老师坐下来，等了一会，有一个冲茶的工友进来，他又问：“局长什么时候来上班？”“局长？刚才出去的那位不是局长吗？”工友诧异地说。新局长刚上任，原是一间不出名的学校的教导主任，这位教师不认识就不奇怪了。但局长却不是那么想。他想的是，我是局长，你找我办事，连我也不认识，有眼不识泰山，不理你！这位局长就是那么一副德性！这不是杜撰出来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这是确有其人其事的。不过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还是当时宁城中学一位姓陈的副校长告诉我的。岂只是确有其人，这位局座，与我还有过直接的关系呢！我们是高中时候的同校同学。他以乒乓球宿将在学校驰名。他比我高一个年级。我参加过高中部的一次著名的演讲比赛，参赛者都是各年级各班挑选出来的精英，一共有十多位同学。我以漂亮的演讲才华，获得了第二名，留给了到场的老师和同学很深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还有同学提起我那次演说。那时我读高一。高二一位姓邓的同学夺去了第一名，后来考进了中山大学英语系。高三有两位同学同时得了第三名。毕业后，有一个留校当了教师，还有一个进了教育局的教研室工作。我先是在班中做团支书，后又到学生会去做宣传委员，许多时候，在全校同学中露过脸。我们彼此都是认识，甚至是熟悉的。他华农毕业后，曾到联和高中任教。那时我在联和河口教初中。一次初中升学试，我们曾一起改卷。因一道试题的评分问题，我们有过争论，但我以充分的理由，得到改卷同事们一致的赞同而取胜，他却输了。这些小口角，谁都没在意，也不计较。我只是以此说明我们是很熟悉的。

       我因家属在县城，于1984年调到了县城的一间小学。原来教局的领导已同意我的申请去宁城中学的，但因县城教育办的个别领导的坚持，才将我重新安排到一间小学。他从间接中获知，认为我教学还可以，就这样狠心地违背了我的心愿，帮了我的倒忙。这位局长也是那一年到任的。我的调动与他无关。我不适应教小学，我很苦闷。我不懂官场那一套，总之我觉得要求领导作调动是很困难的事。宁城中学的前任领导曾为我争取过也没成功。

      有一天无事出街，无意中突发奇想，想造访一下教育局。我什么准备也没有，连应该说些什么或应该怎样说，也没有想一下，只是想随便问问，并没准备要解决问题，谁知却闯下了大祸。一进办公室就碰上了那位局长。因为我们毕竟很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他问我有何贵干。我说我想去宁城中学。他说：“宁城中学不要人。”我只是直说，因为我曾与前任姓钟的校长有过交谈，他说学校的性质是职业中学，既缺文书教师，也缺语文教师，只是你要自己去争取，原来要也没要成，后来我们也提出过要求，但也没有成功，不便再出面。因此我接过局长的话说：“怎么不要人？钟校长都说还缺人！”大概这一句已冒犯了他敏感的尊严。因此他的语气也不同了。“既然他说缺人，那你就去吧。但你要叫他发工资！”他这一句也激起了我的愤怒。我无法自制。我力争了一句：“我学的是教中学的专业，我有教中学的资格和优势，把我放在小学，这样用人恰当吗？”接下去他越来越不讲道理了。“你想教中学吗？那好，你就去赤坑中学吧！”他无理也不让人。赤坑是离县城至少有七十公里远的山乡边区。“现在的政策，是要解决两地分居，你倒要制造两地分居！有你这样当局长的吗！”我大声地说。“因为你要教中学，我只有这个办法！”就这样不欢而散。

      此后，他当了十年教育局长，就压了我十年。虽然我后来还是进了宁城中学，但不是他有意放我，而是因为我有一位姓周的中文师专函授的同学在那里做领导，他为我抱不平，他尊我为考试的状元王，几乎每次考试都是我第一。他在这位局长面前以要一位教务员的身份把我争取到去宁城中学的。但局长对那次口角之争，却耿耿于怀，一直卡着我的职称不放。人微言轻，无处申诉，工作压得我忙不过来，也没有时间多去想，几乎孤陋寡闻，也不知怎样或向何处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一直教了二十三年，还是一个中学二级教师，别人的教学水平或效果，远不及我，才教几年就评上中教一级，可我教了二十三年还是一个中学二级教师，心里很不好过！现在说起来还是满腔愤恨！只是徒呼奈何！每一次申报中教一级都不成功。时不时从领导口中泄出一些对我不利的消息。有一次有一位领导从教局开会回来传达关于职称评审的结果时说：“……有的教师写小说，把发表的小说当作是申报职称能力的材料，这是不务正业！我们的工作是教学，而不是要你写小说，我们需要的是教学论文，而不是小说！……”我知道他所说的“有的教师”，其实就是指我。因为在宁城中学我还没有见过有哪位教师写过小说发表。其所说有对的地方，的确应该是写教学论文而不是小说。但当时还没有要求一定要写教学论文。要写有教学论文，档案才能送审，是后来的事情。但发表小说，怎么就不是一种教学能力的证明呢？难道不懂写小说的人，比能写小说的人更能懂得教课文的“小说”么？又有一次，一位已退休的副校长在校门口传达室半笑半不笑地对我说：“……局长对搞评审的人说‘见了冯国流的档案先把它拿出来，事后再处理！’……”我已经麻木了，真也好，假也好，我都无能为力去理会了。直到这位局长1994年离开了教育局，我才评上了中教一级。1998年，那时省厅发下文件说不一定要有多少个年度考核“优秀”，也可以把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称的档案送上来，评委将根据确实的事迹、能力加以评审。我凭我发表的教学论文及论文中反映的教学事迹，我的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才得到了顺利的通过。没有了那块绊脚石，我就顺利得多了！

      那位局长一生都很幸运，一个文革时毕业的农学院的学生到乡镇去当一个农业书记，还差不多，但他却在教育局盘踞了十年！离开了教育局后，他又碰上了伯乐，认为他在广宁建设校舍方面，有些办法，受人推荐又到广州一间学院管后勤去了。不过他的健康却不争气，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还未退休就死掉了。也许是一种报应！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全报。我所遇所见所闻，全是这样的例子！这不是迷信，而是事实！

      有一年清明节回来祭祖。在南街公园桥头，大概是看见我向他的方向走来，他便停在那里站着不动了，究竟是想等我走近，要同我讲几句话，或良心发现，要向我作些道歉，还是有别的原因就不知道了。我见了他，想起自已的委屈和遭遇，我就想哭。我扭头就走开了。

        当年武则天手下有个武三天，他留下一句名言：“对我好的人就是好人，对我坏的人就是坏人。”虽然我没有把他当作坏人，但他心胸如此狭窄，不是一个好领导！我的遭遇，与其说是我的悲剧，倒不如说是教育事业的悲剧。我相信我只是其中一个不幸者而已。不尊重教师人才的领导，怎能领导好教育事业？

       就是他站在南街公园桥头……那一年，清明过后，就有人告诉我说：“那位局长已经死了。清明节那天，他上山祭祖，感到身体不适，就下山，有人扶他到公路，下午四点运入医院，六时许就与世长辞了。“真是呜乎哀哉！”      

 培根说：“没有仇人也是寂寞的”。仇人虽是两种相反的人物，其实都属于广义的“知已”。就是说他也是我的“知已”。然而他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我还想等他退休后，再同他聊聊天，让他听听，我愤怒的狂叫和咆哮的呐喊！

       我爱对头，我反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