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与不自信

《战国策·秦策二》中有一个“曾参杀人”的故事。曾参本没有杀人，只是一个与他同名的人杀了人，报信的人误以为是他。第一次说给其母听，其母泰然自若：“我的儿子不会杀人。”过了一会，第二个人又来报，其子曾参杀了人。其母对这话虽有所怀疑，但还是建立在多年对自己儿子了解的基础上相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杀人。又过了一会，当第三个人也确定地说是曾参杀了人的时候，其母这时也确信是曾参杀人了，于是，扔了自己正在织布的梭子，翻墙逃走了。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了呢？说明了自信与不自信其实是相对而言的。

大作家池莉的小说写得好吧，但我看过她写的一篇关于《看麦娘》的后记。说她把此篇小说投给《人民文学》编辑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晚上也没睡好觉，一直等着编辑的阅读意见。直到这个约稿的编辑读了，回话给她还可以，她的一颗心才放下了。可见无论那位作家对于自己写的小说，心里其实都是没底的。

我前年去年连发几篇小说，都是中篇，且都发于大刊，后来《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都选了，读者反响也不错，评论还不少。于是，个人的自信心开始上升，认为一定能写出象模象样的东西来。去年冬天一连写了两个中篇，一个是《二0一二年冬天的爱情》，另一个是《石雕》，个人写时信心满满，踌躇满志。但写出寄给某刊后，却一直却没有消息，眼看三个月过去了，还是如泥牛如海，后来又转投了一家刊物，但至今还是没消息。我投稿的这些编辑都是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比较熟，是属于那种能说得上话的，投稿时也一再注明“发与不发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及早给个回话”，但至今也不知什么原因，稿件是死是活依然没有一点音信。

我本身是个编辑，业余时间写点小说。我对于各地来稿的处理，一般是集中起来处理来稿，这是想给个人腾出更多的一点创作时间来。把稿子看完，有四类的稿件，及时给作者通知。一是确定用的，二是送审的，三是要修改的，四是稿件存在明显缺点与不足的。只有一类稿子不通知，就是稿件实在太差了，我刊根本不可能发的，除了作者打电话问我，我自己也就懒得主动通知了。

把以上处理稿件的方式用在于我投稿的小说上，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作品实在太差，差得说不过去，编辑都懒得理了。

不过，我的作品真差么？

这可能么？

我敬佩的编辑是《当代》的周昌义老师。八六年的时候，当时我十八岁，给他投稿，稿纸上的错别字很多，但他硬是从堆积如山的来稿中挑中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黄河之歌》，发表在当年的第二期上。这两年我还听到他一些事，一个是我的一位陕西朋友寄给他一个中篇，他看完后觉得不能用，但提了一大页纸的意见。还有一个是山东的一位作者，投给他一个长篇，他看完了，给这个作者打了近两个小时的电话，谈自己的修改意见。这些事都是我无意识中听到的，但对他这种编辑的敬业态度不由得由然而生佩意。有时静下来想想，觉得自己虽然也干编辑这一行，但对比起周昌义老师来，那相差实在是太远了。

我要说的意思是：我现在是一名公开刊物的编辑，有一个平台，个人认为小说写得还不错，略有一点小名气，并且我投稿的编辑都是我认识的，但最后硬是见不到一个字的回复，由此来论推，一个普普通通的作者要投稿，要发表一篇作品，要在编辑那里得到一点回音是何其难啊。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话根本不会因时代发展而过时。编辑是门职业，吃这碗饭，挣这份钱，就理所应当得有一些敬业精神。就应该向周昌义老师那样一丝不苟。我们面对的许许多多的作者，他们呕心沥血写一篇小说，就如同一个娃娃的出生，身上寄予了多少期望啊。而很多时候，可能他们不知道，早已被我们的编辑一眼未看地扔到废纸篓中去了。对于他们，不是怕编辑说作品不好，而是怕的没有任何回音。

说到底他们期望的编辑的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