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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艺报》写的一篇(随笔)创作谈吧——譬如一棵苹果树

(2013-02-04 09:47:35)
分类: 随笔

 

譬如一棵苹果树

 

侯 

 

家乡的农民种苹果树,满川满塬都是,到了收获的季节,红富士挂满了枝头,田间地头到处都是晃动着的人影。现在是冬天,苹果树脱光了叶子,枝条尽现,是最好的果树修剪季节;等到过得农历年,新的一年开始了,土地解冻,便是施肥浇水的时候了,然后苹果树就会开花,长出叶子,结出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果实来。

说这些话,只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先想到的,也可看作是一时的题外话。

我出生与成长于黄河岸边的一个小县城,人口虽少,地势也偏僻,但这个地方却和历史上两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是理学创始人“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他是泰州海陵人,1040年范仲淹知延时,任其为丹州推官。他在宜川莅政之余,教授学生,广泛传授理学,《宜川县志》称“随贤愚训之,士赖造就,见者即识为安定先生弟子。”后任宋太常博士,天章阁侍讲,《宋史》载:“学派势重”,“礼部所选士十有四五为其弟子。”另一位是北宋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他曾在云岩(现为宜川县第一大镇)任县令。张载乃一代大儒,是关学的创始人,他有几句话在历史上赫赫有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任云岩县令期间,“在兴教育、变风俗、关心民瘼以及断狱案诸多方面,颇有政声”。《宋史》这样评论: “(其)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 也就是说,在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中,他把传播自己的政治伦理观念,教化民众,让百姓“明礼教、敦风俗”当成首要任务。而正是这两位哲学家的“敦本善俗”,多少年来,却直接影响了宜川乃至陕北地区民众生活习俗、衣食住行、家庭伦理等观念的变化。

张载当县令的云岩镇历史上曾建有张载庙,俗称张夫子庙,宜川县城的南街曾建有“二贤祠”,供奉的两位圣贤一位是胡瑗,一位是张载。迄今为止,在宜川及周边地区,老人去世了,都要举行盛大的葬礼,葬礼俗称“夫子礼”,夫子当然就指的是张载,据说这种礼仪正是张载为贯穿自己的忠孝仁悌观念而创设的。这种葬礼仪程极为繁琐,处处彰显着传统儒家文化精神,表明着儒家的价值趋向。老人殁了,先要叫娘家人来“吊”,吊是吊唁,但意思并不在于此,而是要娘家人对死者进行一番查验,看是否寿终正寝,只有娘家人发了话,葬礼才能合法进行。葬礼中要举行多次仪式,这些仪式都是由四名穿长袍戴礼帽的礼生主持,长子带领的孝子们及前来参加葬礼的诸祭客在他们的主持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每一项祭奠活动。特别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项仪式叫“下话”,对于孝子来说,无论去世的是父亲或是母亲,都要给母亲的娘家人“下话”。当此仪式举行之时,设桌具酒食,娘家所有的来客都坐在桌前,孝子及儿媳一一跪在当院,先由孝子叙说老人重病期间看病及去世的经过,接着由娘家人当着众人的面挨个数说每个儿子及儿媳对老人是否孝顺,对其人品及所作所为当众做出一个公允的评价。

“下话”的场面是现代的城市人所不能想象的,它是完全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与旁听,这种众目睽睽之下的公开道德评价对于孝子及众儿媳妇来说甚至有几份是残忍的,但就是这样的事情却实实在在在宜川县以及周边地区延续了近一千年。这种“下话”绝不是走过程,就我经过的几次葬礼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一般说,这个时段孝子就只有一声不吭低头听忍娘家人对自己评价的份儿,但也有即个别的,儿媳妇嫌舅舅对自己说的话过重,或觉得评价不公,最后导致葬礼另起风波,双方不欢而散。

这个场景,我写到了《贵人相助》(载《清明》2013年第一期)这个中篇小说中。小说中的乡党委书记折方宇最后终于升成了管农业的副县长,表面看是一些“贵人”在帮忙,其实我想说的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他,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浸濡得很深,所以每到关键时刻总是这些东西在起作用,他守住了底线,取得了成功。说到底,传统文化中一些精华的东西才是最珍贵的,成就了他,才是真正的对他有帮助的“贵人”。

我年少时出外求学,和所有的青年一样,总存有一份叛逆心理,对这块土地上根深缔固的传统文化嗤之一鼻,不屑一顾。求学后一直在家乡工作,历经这么多年,城市农村出来进去几遭,书读了不少,视野也开阔了许多,但思想却越来越“保守”了,愈发觉得儒家文化的价值所在,愈发能感觉到地域文化之强大生命力。我跟你这么说吧,自我从小到大的记忆中,我们村几百口子人从经历集体化到包产到户,从贫困到富裕,从男到女,从老到少,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因触犯刑律而被判刑的,甚至没有一个家庭离婚的。村民间偶有小磕碰,但很快就和解了,大家和睦相处,人情味浓郁。

或者你会说,他们奴性化,他们思想落后,他们视野狭窄,他们对一些事物的本质缺乏认识,但我感觉到的却是他们活得纯朴,活得阳光,活得有一份温暖,活得实实在在。

我记得的最盛大的一场葬礼,也来自我们村。葬礼的主角就是我在《春季里那个百花香》(载《当代》2012年第五期,《小说选刊》2012年第10期)的主角三娃老汉。他在村里就是个小老头,光景过得不尽人意,但总是人叫就到,乐于给各家户帮忙,爱喝两口酒,每每见到他,脸红朴朴的,乐哈哈的。在村里,他会说书,还会擦米碗(一种小孩中邪后驱鬼的迷信活动),他当然也爱赌博,但他的死亡不是像我小说中写的那样,被抓而死在派出所里,而是有一回喝醉了酒失足跌崖的。他死掉了,家景穷得什么也没有,一对儿女尚未成人。但就在这时,村里人自发地给他举办了全村最隆重的葬礼。那一天,送葬的人群黑压压一片,葬礼各种程序都有,主官也罢,礼生也罢,跑前跑后的,打墓抬杆的,这些人全都是义务的,也都是甘心情愿的。

由这些事再联想到胡瑗及张载的传经布道,联想到延续千年的“夫子礼”,你不由得会感叹传统文化力量的根深缔固,感叹地域文化之强大,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不再是一种飘浮物,而是一种呈块状物样,以一种你想象不到的韧度与硬度存在于这片土地里,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流动在每个人的血液当中。

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每每要离开唐僧了总会拿金箍棒划一个圈儿护着师傅。而每一个作家的出生与成长,也总会有一个圈子,这个圈子就是地域文化。作家总是通过地域文化来认识世界,然后通过地域文化来表现世界,传达自己的想法,传达自己的感受,传达自己对事物的认识。

福克纳究其一生都在写“邮票”大小的故乡,贾平凹大半辈子都未走出商洛的人情世故,没有关中这块“皇天厚土”也绝不会有陈忠实的《白鹿原》,而对于路遥来说终其短暂的一生都是透过陕北这个地域环境来看世界,而在于我,每每踏上我脚下这片土地,看到这些纯朴的乡亲,就会有一种异样的冲动,就总会想到用我的文字把我感知到的东西表达出来。

——地域是作家成长之地,地域文化是作家成长的温床,播种希望的摇蓝,是作家创作永不歇止的的源泉与动力。

返回来又说到苹果树,什么地里长什么树,什么树上开什么花,要想结出色泽鲜艳、圆润饱满的果子来,就先得把根扎进泥土里,这是一句俗话,当然也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大道理。

地域文化中方言也占很大一个部分,很值得一写,但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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