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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楼选美是文人的一种闲情逸致，一种雅好，不过是好事文人的嘲风弄月之举。但对于参加评选的青楼女子来说，却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大好时机。因为一旦走红，便如女明星一般，不但身价上涨，财源滚滚，而且找到了踏入上流社会的捷径，甚至有嫁入豪门做阔太太的机会。如此一来，参评的妓女便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想博得个榜上有名，如果能成为花魁，那是再好不过。而最好的契机，便是请自己的相好出面帮衬一把。如此，光明正大的青楼选美便暗藏许多猫腻，黑幕重重。

　　青楼选美的评委很重要，参评妓女的命运便操纵在他们手里，而评委们又是主办方花钱邀请的，故而选举的最终结果由主办者来圈定。不过，主办方有时也要照顾到赞助商的利益，因为只有他们肯出钱了，选美活动才会有可靠的资金保障。故而每一次选美活动，其实是主办方与赞助商的较量，最终的结果反映了他们较量的胜败。

　　余怀《板桥杂记》曾记载过一次颇负盛名的选美比赛。这次比赛的时间和地点都选得恰到好处。时间选在传说中天上牛郎与织女七月初七相会之日，正好是中国的情人节；而地点则更妙，挑的是金陵最有名的青楼“八百居水阁”；再加上当地的戏台班子也来友情演出，自然引得四方的百姓扶老携幼前去观看，以致当天晚上，通往“八百居水阁”的路上车马喧嚣，甚至连秦淮河上的船只都挤得个水泄不通。经过预赛层层选拔，决赛时选出二十位佳丽。最终，名妓王月拔得头筹，成为本次选美比赛的花榜状元。然而明眼人一下就发现其中的猫腻：状元王月是主办者孙武公的相好。看来，比赛的名次只怕早在赛前就拟好了，其他的佳丽，只不过做了王月的陪衬，这倒和现在的某些选美比赛如出一辙。最初的青楼选美主观性很强，大多由某个文人拟定一个选美名单，是为“花案”。这样便会影响评定的公正性，因为任何一个评判者，即便他再大公无私，终究是一家之言，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后来的青楼选举普遍公开进行，但公开并不代表公正，因为一旦由评委决定结果，便不免有评委被收买的可能，王月之所以当选，便是评委被主办方收买的活生生例子。后来人们发明了新的选举办法，由大众投票来选定，如此便可反映大众的心声。不过问题又来了，选票需要钱来买，非普通人所能承受，故公正性要打个折扣。如1917年的那次选举，每张选票要一个大洋，那可是普通老百姓半个月的薪水。如此，参加投票的多是巨贾士绅，故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他们审美标准的反映。

　　青楼选美当初源于文人墨客们的爱好，一博美人一笑。其后，青楼选美逐渐成为一种时尚，为普通大众所认同，并津津乐道。这当然与娼妓业在近代的兴盛有关，当金钱侵蚀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旧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而新的道德观念又没有建立，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多元真空让许多人无所适从，空虚无聊。青楼选美的出现，正满足了他们的心理与情感需要。再加上小报小刊等媒介的推波助澜，狎妓几乎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形态，与喝酒打牌无异。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青楼选美因此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以致每逢青楼选美之时，数千粉黛跃跃欲试，各家报刊大登妓女玉照，妓院门前车水马龙，风流骚客捧场游说，盛况空前。

　　而对知识阶层来说，不仅收获了许多的乐趣，填补了内心的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这种手段抒发了内心的愤懑，在嘻笑怒骂中完成对当权者的攻击。如当时上海《中华新报》评论曰：“举行花界选举，社会中之心理约可区分为四类。其一，谓民国总统未惬民意，因欲推之，以行选政。今借花国举行酒杯垒块，别有用意。其二，谓此次选举皆属行政部之官吏，民国不可无立法部之国会，拟于大世界选举国会议员，即以野鸡有被选资格而名之曰在野党，以符名实。其三，谓名不可以假人，以勾栏中人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宜科以大不敬之罪，否则浇风流播为害胡有底止。其四，则谓中国名分之说，为剥夺自由之恶魔，试观外人日用之物，且袭用其国中伟人之名，并未以为亵，今以公名冠之于妓女，一可打破名分之说，二可减少竞名之风，实为进化，而非退化。”简单归纳之，它其实反映了人们两种不同的社会心态：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是人们思想腐化堕落的标志，以青楼女子而明目张胆冒用总统之名，简直是亵渎神圣，以下犯上。一派认为青楼选美正好表达对民国总统的不满，因为他是没有经过真正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另外，青楼选美其实是对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反拨，代表了自由的呼声。事实上，两派观点正反映出当时中国由旧入新过程中人们新旧思想的激烈碰撞。青楼选美，最初是文人雅士们的业余爱好，代表着风流文人们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这次活动中，许多人沉醉于青楼选美的喧闹与梦境，然而事后看来，它终究是新生事物，颇领风气之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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