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自明清以来数百年间绝少战火灾害，再加上淮盐的发达，工商业活动相对比较发达，由此许多外帮人都在泰州一带从商。特别是19世纪中叶，太平军曾迭克扬州。当时南京、扬州的大批官员及其家人、仆从都曾逃至泰州，更重要的是此时迁入大批安徽人、江南人、镇扬人，其中以徽州人和镇江人最多。皖南人居泰经营茶叶、漆业的有洪姓、胡姓，经营盐业的有吕姓、汪姓，经营布业的有江姓，经营香业的有姚姓。镇江人经营南货业，福建人经营旱烟业。此外，山西汾阳人卖汾酒，陕西人开皮货店。直至解放前，泰州商业中还有两帮：徽帮和江帮。可见徽州人和镇江人在泰州的影响。明清时期徽商活动非常活跃，各地都建有新安会馆，泰州也不例外。
    清道光年间，绩溪人胡沇源到江苏东台茶叶店学徒，积累了点创业资本，随后与同乡合伙在泰兴开设了裕泰和茶号。其孙炳华、炳衡后来继承祖业，兄弟二人营商不久，深感徽州商帮在“三泰”虽有名气，但由于各自为营，势单力薄，加之生意上竞争，乡谊日益淡漠，缺乏相互扶助精神，不利于本帮在此地经营。于是，经他们倡议，在泰州成立了新安会馆，置房十余间，田地十余亩，兴建新安公墓一处。新安是徽州旧时的别称。泰州地区历史上也是徽商活动较多的地区之一。建会馆主要是为了方便行商的徽商提供一些便利，以及行使一些行会、商会职责。
    新安会馆旧址在泰州体育场的东北角，建于清道光年间。
    我国历史上宋清间的商业发展是前所未有的，从事绸缎棉布、盐、茶、粮、典当、海外贸易行当的商人大多为富有者。明朝中期以后，在一些手工业商业重镇，产生了包买主和初期资产者。在明代的山西商人很出名，“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①。而与“晋商”齐名的唯有“徽商”且后期的发展则超过了“晋商”。素有“无徽不成镇”之盛名，徽商经营盐、茶、典当、绸布、土杂等商品，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多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金钱的社会作用大增，商人和手工业者实际社会地位在不断提高，他们具备了让子弟读书出仕的条件，在徽商中形成了“贾而好儒”②的传统，在徽州流传有这样一副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更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他们认为读书要服务于经商，而经商也需要读书，这种“贾而好儒”的风气为徽商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徽商一般是指徽州地区（徽南）的商人，他们大都居住于安徽南部新安江流域的山区。姜堰徽州商人所建会馆冠以“新安会馆”源出于此。姜堰的地方文史资料中一般认为徽商大约是在清代咸丰年间闹太平军的时候流徙于姜堰，以从事茶叶、油漆、颜料、锅席、鞭炮等生意为业。其实，深居于徽南山区的人，自古就不甘于窝居深山，他们有着外出“闯市场”的传统。苏南、浙江一带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就是宋清间“徽商东进”的最好佐证。
    会馆的早期雏形为商业、手工业者之间的行、团组织，宋代有之。《都城纪胜》写道：“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饭行是也。又有名为团者，如城南之花团。”③行、团是应官科索而成立，不当官的买卖也有行团，所以行、团是工商业内部分工的行当的同业团体，就是工商业者的专业组织。遇有道、佛的节日，工商行户举行活动，表示祝贺和赞助。
    行会组织流传到明清便称作会馆，不过会馆不纯是商人团体，它把官吏绅衿包括在内，是同乡兼商人组织，大体上可以说设在政治中心的会馆主要是同乡团体性质，设在商业城镇的则是同乡的商人群体。明清时期的流官制度、科举考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官吏、士子、商人和手工业者四种人的流寓外乡，多集中在首都和工商业发达的城镇。这些人在异地他乡，为谋求发展，就以同乡为契机，在新居地建立本乡的会馆。它以流寓人的多寡或建全省的，或建府县的。会馆以北京的最多，有400多所，苏州、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有几十所、十余所不等，佛山镇、吴江县盛泽镇、临清、景德镇各有几所。
    一般而言，会馆的设立多由商人和官绅操持出资，不过商人出力更多。商人愿意出资建设会馆，但社会地位不高，因而希望同在流寓地的同乡官僚出面号召，由他们具体经办，官僚把这件事当作是服务桑梓，也是增加在任所的力量，所以乐于促成。本地人看外地人的会馆，是“他省仕商”所建④，准确看出官、商合办的性质。然而，姜堰的这两处会馆则是由商会出面经办的，属于民间行为。明、清至民国，姜堰从未设过官署，没有充当过地方政治中心的角色，但它是苏中地区有名的粮油集散地，南北水陆交通之要冲，商业十分发达。清末姜堰贤达丁氏被推为商会会长，他远见卓识、兼顾包容、勤勉精干，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只要能在姜堰正当经商，为一方的繁荣尽绵薄，商会均倾力维护。因此，尽管泰州署衙无力管及，然姜堰有商会的支撑，姜堰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各项社会事业都能井然有序，有声有色。姜堰商会良好的运行质态，姜堰人的开放、包容，为徽商在姜堰的立足、发展、繁荣，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氛围。
    会馆既有它的建筑，也有它的组织和管理人。通常设有董事会，议决该馆重要事项，交由它所聘的司事办理，并雇有勤杂工役，其组织结构是：董事长——司事──工役。主持会馆事务的是官绅和商人。姜堰徽商以胡、洪、方三家最为有名，据了解新安会馆由三家轮流牵头负责。
    会馆就其兼具商业群体性质而言，重视商业的同时，不能兼顾商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因此，它与行会不同。商业的发展又是建立在其内部分工基础上的。各个工商业均要求发展，不能满足会馆的建立，它要求冲破区域限制，按行业，把土客籍的工商业者组织起来，因此后来就出现了一批行业组织的公所，有的还沿用传统名称，仍称会馆。公所对外协调与其他方面的关系，谋求本行业的共同利益，对内制定规约，在一定范围内禁止同行业的恶性竞争，处理内部纠葛，其职能又较会馆扩大了许多。
    会馆的设立，表现出社会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①沈恩孝：《晋录》。
    ②张海鹏等：《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438页。
    ③耐得翁：《都城纪胜》，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④民国《吴县志》卷52上《风俗》。

姜堰新安会馆

　　姜堰 “新安会馆”共有两处，一处在原人民剧场的东侧，现已拆去；另一处在原工业学校的南侧老通扬运河的北畔，东板桥的东北侧，姜堰东风街姚义兴巷10号，现有房屋9间，东厢房，西门楼，前后两进四合院，占地约150平方米，尚存四址界石一方，为清代晚期建筑，保存基本完好。
    该会馆前后原有三进，11间瓦房。第一进供奉朱熹神位和他制定的《家礼》。徽商在会馆中祭祀朱熹，是因为朱熹是徽州婺源人，这是一种高层次凝聚力、亲和力的需要。通过朱熹，将在外地经商的徽州一府六县的朱文公故里之人，紧紧地团结在一起。特别是朱熹的《家礼》被运用到团结上来，这是徽商在异地他乡能抱成一团，形成力量的重要原因。第二进供奉祖先的木主（牌位）。第三进专门用于停柩。1948年，国民党区分部设在里面，会馆被迫停止活动。该馆现存房屋9间，约100平方米，保存基本完好。
    姜堰徽商在建立会馆的同时，还会同姜堰商会在坝口南侧西面建起了义茶亭。义茶亭挂有一副对联： “诚能感格上通霄汉，信会取悦下达平川。”
    接着，又在姜堰白米建立了安旅堂。安旅堂在白米镇的东北角，青砖小瓦，四关厢，十二间房子。它原是朱姓家族的一所后宅院。由十八家店铺集资所购。
    安旅堂每年举行三次关帝庙会，分别为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十月十三，十八户轮流坐庄。解放战争期间，设为国民党镇政府。自此安旅堂名存实亡。
    姜堰在清代有徽商所建的 “新安会馆”两处，足见当时姜堰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徽商在姜堰的成功。
    姜堰有过两处 “新安会馆”表明了徽商在姜堰的发展、成功以及与姜堰人的互动互融。
    姜堰新安会馆本是一种同乡会的性质。遇事，同乡可结成帮会，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有一年，姜堰某区长要借会馆结婚，就遭到安徽同乡联名签字拒绝。这充分体现了徽商会馆的职能和作用。
    “新安会馆”，一处徽商在姜堰的历史见证；一段历久弥新的创业者之歌。

会馆的功能——联络乡情

　　徽商外出经商，往往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同宗同乡的集体行动，这也是徽商的凝聚力、竞争力胜于其他商帮的关键所在。清朝末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国资本的流入，商场竞争更趋激烈，徽商也出现了同乡同行的无形竞争，使得乡谊和扶助精神渐渐淡漠下来。为了团结徽商，联络乡谊，并谋发展，他们每到一处均建有会馆、旅堂，在清代中后期更是盛行。正如徽人许承尧说的那样： “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于各省。”
    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够在众多商帮中出类拔萃，并对明清社会、经济、生活等诸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与徽州商人的团队精神是分不开的。正如日本学者臼井佐智子在其《徽商及其网络》一书中说的那样：当时的徽商已经建立起一张几乎覆盖大半个中国的商业网络。一些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如北京、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广州、山东临清等，都是徽商麇集之地，是网络的枢纽和基点，网络从这些基点再散向周围的村镇。在这些网络和基点当中，徽商的会馆和堂所起着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会馆对徽商主要有两点作用：对外可以代表徽商与官府交涉商业事务，举办公益事业，扶植徽州商人在当地商界的势力；对内则有效地联络本地的大小徽商，代为传递乡人信函和官府公告，处理徽商内部的商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