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窗口（下）
余秋雨
那天晚上，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的河英家，一定把她父母震慑住了。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雅洁女子，柔声细语地说着他们根本反驳不了的陌生言辞。她们居然说，把河英交给她们，过不了几年也能变得像她们这样！河英的父母亲只知抹凳煮茶，频频点头，完全乱了方寸，最后，燃起火把，将女教师们送过了山岭。
据说，那天夜里，与河英父母一起送女教师过山的乡亲很多，连原本该是河英“婆家”的也在，长长的火把阵接成了一条火龙。
只有举行盛大的庙会，才会出现这种景象。
河英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女生。她进校之后，陆续又有一些女孩子进来，教室里满满的，很像一个班级了。
女教师常常到县城去，观摩正规小学的教学，顺便向县里申请一点经费。她们每次回来，总要在学校里搞点新花样，后来，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当然没有运动衣，教师要求学生都穿短裤和汗衫来参加。那几天，家家的孩子都在缠逼自己的母亲缝制土布短裤衫。这也变成一种事先的舆论，等到开运动会的那一天，小操场的短围墙外面便早早地挤满了观看的乡亲。
学生们排队出来了，最引人注目的是河英。她已是一个大姑娘，运动衫是她自己照着画报上女运动员的照片缝制的，深蓝色的土布衣衫裁得很窄，绷得很紧，她的身材一下子显得更加颀长，线条流畅而柔韧。
我记得她走出操场前，几次在女教师跟前忸怩退缩，不断伸拉着自己的短裤，像要把它拉长。最后，几个女教师一把将她推出了门外。门外，立即卷起乡亲们的一片怪叫，怪叫过后一片嘁嚓，嘁嚓过后一片寂静。河英终于把头昂起，开始跨栏、翻滚、投篮。
这一天，整个运动会的中心是她，其他稚气未脱的孩子的跳跳蹦蹦，都引不起太多的注意。河英背后，站着一排女教师，她们都穿着从县城买了的长袖运动衣，脖子上挂着哨子，满脸鼓励，满脸笑容；再背后，是尼姑庵斑驳的门庭。这里，重叠着三重景象。
这次运动会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从此，经常可以听到妇女们这样骂女儿：“你去浪吧，与河英一样！”好几个女孩子退学了，男孩子也经不起家长的再三叮嘱，不再与河英一起玩，一起走路。村里一位相当于族长的老人还找到女教师，希望让河英退学，说余氏家族很难看惯这样的学生。
我母亲听说这件事后，怔怔地出了半天神，最后要我去邀请河英来家里玩。那次河英来玩了之后，母亲特意牵着我的手，笑吟吟地把她送到村口，村民们都惊讶极了，因为母亲平日送客，历来都只送到大门。
这以后，河英对我像对亲弟弟一样。我本来就与我的邻座陈来根要好，于是我们三个人老在一起玩，放学后一起到我家做作业，坐在玻璃窗前，由我母亲辅导。母亲笑着对我说：“你们姓余的可不能这么霸道，这儿四个人就是四个姓！”
今天，我躺在被窝里，透过玻璃窗死死盯着远处的雪岭，总想在那里找到什么。过了好久好久，什么也没有。没有红点，也没有褐点和灰点。
起床后，我与母亲谈起河英，母亲也还记得她，说：“可以找来根打听一下，听说他开了一片小店。”
陈来根这位几十年前的好朋友本来就是我要拜访的，那天上午，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就在小学隔壁。两个人第一眼就互相认出来了。他极其热情，寒暄过一阵后，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块芝麻饼塞在我手里，又沏一杯茶放在柜台上。店堂里没有椅子，我们就站着说话。
他突然笑得有点奇怪，凑上嘴来说：“还是告诉你吧，反正最后也瞒不住，这次买你家房子的正是我的儿子。我不出面，是怕伯母在价格上为难。说来见笑，我那时到你家温习功课，就看中了你家的房子。伯母也真是，几十年前就安上了玻璃窗！据说装了四次？”
将这个话题谈下去实在有点艰难，我只好客气地打断他，打听河英的下落。他说：“亏得你还记得她。山里的女人，就那个样子，成天干粗活，又生了一大堆孩子。孩子结婚后她与儿媳们合不来，分开过。成了老太婆了，我前年进山看到她，她连我的名字都忘了。”
就这样，三言两语，就把童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都交割清了。
离开小店，才走几步就看到我们的校门。放寒假了，校园里阒寂无人，我独自绕围墙走了一圈便匆匆离开。回家告诉母亲，我明天就想过去了。母亲忧伤地说：“你这一回去，再也不会来了。没房了，从此余家这一脉的后代真要浪迹天涯了。”
第二天一早，我依然躺在被窝里凝视着雪玲。那个消失的红点，突然变得那么遥远，那么抽象，却又那么震撼人心。难道，这红点竟是倏忽而过的哈雷彗星？
迷迷糊糊地，心中浮现出一位早就浪迹天涯的余姓诗人写哈雷彗星的几句诗：
你永远奔驰在轮回的悲剧。
一路扬着朝圣的长旗。
——选自《读者》20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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