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莲的小奇迹（上）
李小晓
20世纪80年代
我叫王子禾，生于1980年。我父母都是西安高校的教职工。我的母亲刘清莲，1954年生，一辈子都在校图书馆工作。在我的记忆中，刘清莲是个风风火火的泼辣女人。
那时候我们住在高校分配的筒子楼，左邻右舍都是父母的同事。20世纪80年代初，粮票制度还没有取消，邻居们总会把粮票悄悄交给刘清莲，然后刘清莲隔三差五夹着一包粮票神秘兮兮地出门，不知去哪儿把粮票换成钱。那时面值一斤的粮票能换一角钱，刘清莲再用换来的钱从远房农民亲戚手里买低价的新米，一斤新米只要8分钱，还搭送一纸袋江米条。一来二去，一斤米就省下了2分钱。
当时我家隔壁住的是孙教授。那时候的工资都是分级且公开的，孙教授家两口子每月工资138元，我父母的加起来每月126元。刘清莲一直觉得孙教授家条件更好，每月多出12元收入，内心有了“阶级差异”。刘清莲一直想方设法填补这12元的“鸿沟”。
刘清莲擅长动手，家里的鞋架是刘清莲用纸箱改的，蜂窝煤也是刘清莲自己用手捏了晾的。整个筒子楼的人都知道，老王有福，娶了个会持家的好老婆。
我一直觉得自己家是全院子最穷的，直到1986年，一切突然改变了。1986年是刘清莲最自豪的一年，她后来足足念叨了半辈子。也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刘清莲省吃俭用的意义。
那是夏天的一个午后，刘清莲和父亲的几个同事一起搬回了一个大箱子。放下箱子后，刘清莲慷慨地切了一个大西瓜，分给在场的每个人。大家围着箱子一边吃西瓜，一边大声地聊天，每个人都很兴奋。后来我才知道，箱子里装的是一台彩电，一台带遥控器的18英寸的松下彩电。
我家成了全院子第一个有彩色电视机的家庭。从那之后，我们成了院子里最阔气的人家。尽管灯泡还是15瓦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家门庭若市。后来几十年，刘清莲都为这台彩电感到自豪，她总是说：“这就是节约的好处。”
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评上了高级职称，终于拿到了和孙教授一样的工资，每月400元。刘清莲依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月薪280元。这些钱都被刘清莲小心翼翼地存在银行里。
我们搬出了筒子楼，搬进了单元房。孙教授一家住在我们楼上，我和孙教授的儿子孙猴是同学兼最好的朋友。
那时，我和孙猴就像两个混混。我们在同一个班，放学以后就一起满城晃荡。
1993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上映了，轰动一时。据说平日5角的票被炒到5元。我和孙猴急眼了。且不说5元对我们来说是笔巨款，而且就算凑到钱，我们俩也没有路子去搞票。于是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逃票！
某天放学后，我和孙猴在电影开场时借着人流的掩护从地上摸着爬进了和平电影院的大厅。然而，进去以后并没有我们俩的座位，我们就坐在逃生门旁的地上。可惜电影还没开演，我们俩就被一束手电筒的白光照得睁不开眼，被管理员抓住。
之后我们被管理员带到了办公室，他让我们联系家长来接，我们只能灰溜溜地给家长打电话。不久，刘清莲就出现了。还没等我看清刘清莲的表情，已经被一个大巴掌打得眼冒金星。
“你长本事了，这次丢人丢到社会上了！”刘清莲指着我的鼻子骂。“你不是最爱省钱了吗！我这不是帮咱家省钱吗！”我辩解。
“你还有理了？”刘清莲声色俱厉，“我省钱光明正大。你这叫偷鸡摸狗！”我被拽着耳朵拖出了电影院，一路上刘清莲都铁青着脸。
晚上睡觉前，刘清莲推门走进我的房间，表情和缓了很多，手里还捏了5元钱。“你真想看就买票去看吧。”她把钱放在我的桌上，“你记住，省钱和占便宜是两回事。”她放下钱就转身出去了，关门时又留下一句，“我是爱省钱，但我从来不占便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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