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粮食安全”（上）

                                张 嵚

    在古代典籍中的记录里，最让人不忍卒读的，就是对古代灾荒的种种描绘，那些“大旱”“大饥”“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等恐怖景象，让多少读史者读到心头滴血，却也教一些“聪明人”一拍脑袋：“古代动植物资源那么丰富，没有粮食吃可以捕鱼打猎嘛，古人为啥这么想不开？”

    历朝历代的灾荒时节，确实常有离乡背井的流民钻进山林，靠打猎捕鱼讨生活。最出名的就是中晚唐时期，生活在嵩山山区里的“山棚”之民，基本都是从各地逃荒到这里的流民。但更残酷的事实是，在那些破坏力巨大的灾荒面前，“捕鱼打猎”的法子，基本没用。

    为何没用？明末大饥荒时，原籍陕西安寨县的官员马懋才，就在奏疏里来了个现身说法。在马懋才看来，他自己在全国多地当过官，还从辽东战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什么样的惨景都见过，大饥荒时却是“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意思是，哪怕战场上的尸山血海，都不如饥荒里的灾区惨；陕北闹旱灾后，简直“草木焦枯”，老百姓只能跑到山里吃树皮、野草，树皮、野草吃光了就只能吃泥土，“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保守估计饿死一千万的晚清“丁戊奇荒”，更是惨烈，在直隶、山西、陕西等受灾省份里，“有尽村无遗者”，整个村子的人全饿死。那活着的人都吃什么？一开始是苜蓿和柳叶，后来就是杂草和树皮，家家户户“经年不见谷食者”。灾区的儿童们个个皮包骨头肚子肿胀，让他们去“捕鱼打猎”，几乎是痴人说梦。

    所以，碰上这样的大灾，就算能靠山吃山，山里的动物也大都跑光。特别是在“草木焦枯”的旱灾区，河流大量干涸，哪里有什么鱼虾？就算有，又怎能供得起这么多灾民？

    而对处在饥荒里的百姓来说，“饿死人”往往只是苦难的开始。首先是瘟疫肆虐，大量的灾民死亡，随后就带来大面积的瘟疫，比如明末大饥荒里的河南地区，就是“瘟疫大作”，开封府治下的阳武县，就在瘟疫里“死者十九”，蒙阳县由于死人太多，以致春季三月时节“路无人行”。然后就是持续的动乱。比如在马懋才的家乡安寨，幸存的灾民为了活命，就开始“相聚为盗”，而后就走一路抢一路，“而抢掠无遗矣”......而当饥荒引起的动乱发展成规模后，就是震撼全国的大乱，连锁反应下，周边原本没有饥荒的地区，自然被无情波及。还是以席卷明朝北方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来说，不只是灾区在动乱里血流成河，原本富庶的江淮地区，也在一波波战乱和横征暴敛里受害严重。官员徐标途径江淮进京上任，一路看到的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的惨景，他在这个春耕时节走过江淮各地农村，竟连一个种田的农人都看不到...... 看到徐标奏疏的崇祯皇帝，也是边看边流眼泪，可流泪又有什么用呢？就连这大明王朝，此时都已进入“倒计时”——如果说饥荒好比一个王朝的伤口，那么接下来因“救灾不力”而引发的种种惨状，就好比各种凶猛的并发症，一轮接一轮地爆发，直到完全吞噬这个王朝的生命。

     所以，比起“让老百姓捕鱼打猎”之类的馊主意，中国历代王朝在饥荒问题面前，都重点在一桩大事上开动脑筋——如何提升粮食储备，增强抗灾能力。以现在的说法，就是要“重视粮食安全”。

    在这个问题上，从元末大饥荒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一度弦绷得紧，明太祖朱元璋开基建国后，除了延续宋、元王朝的“常平仓”政策外，又在全国各地广建“预备仓”，不遗余力地储备粮食。他在位晚期，明王朝就出现了“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的盛况。甚至在放粮救灾方面，明朝官场也一度有“红线”——官员若救灾不力，有可能会被处死；倘若灾情紧急，地方官完全可以不经请示，先行开仓放粮。

    雄厚的粮食储备，也曾是明王朝亮眼的“名片”。明末时拉达、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都记载过明朝“远比欧洲富裕得多”的胜景。哪怕在万历十年（1582年）改革家张居正去世时，此时的明朝依然“太仓粟可支十年”——仅太仓积攒的粮食，就十年吃不完。理论上说，这样的明朝扛得住任何饥荒。（未完待续）

                                ——选自《读者》202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