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先生在其博客中的第一百六十一篇中感慨颇深地下结论，“生活才是文学，可文学不是生活”。这个观点本是“定论”，是无可厚非、不可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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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一听，我也很是赞同。但仔细想想，觉得这个提法过于草率。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原力”，这已经是颠簸不破的真理，换言之就是“生活才是文学”。那文学是不是生活呢？马先生说文学不是生活，大概是指物质层面，意指“文学不能当饭吃”，或指“没有物质保障，文学便无从搞起”，这是正确的；但就精神层面而言，我认为文学也是生活。譬如现在的我，比较潦倒，心上没有过多所谓“大任”、所谓“担当”的事儿，于是文学就成了我的生活。成为我生活中一部分的文学有：四书五经、三言二拍、诸子散文，到现代的名家论坛，还有最近在读的《论战中的鲁迅》。目前而言，“文学是我的生活”，而后才有，“在生活中创造文学”，也即“生活才是文学”。没有经历过文学的生活，是搞不出生活的文学来的。不知道马先生以为然否？

　　至于马先生大原文中提到的北大才女马悦，由先前的“婀娜飘逸”、“傲慢”不羁，到“剩下的是一副饱经沧桑的风貌”，“已皈依基督教，过着平民般平静的生活”，“在美国以按摩为生，挣钱养育儿女”，的确让人挺有感触。但让马先生草率下结论的恐怕还是“看着她那双粗粝无光泽的手，我怎么也不能想像这手曾经握着笔，写下缠绵的《窗外的事情》”。

　　如果由马悦的经历就能否定“文学不是生活”，那同样可以由马悦的经历来否定“生活才是文学”。马悦的生活再苦，不如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上半叶那时苦，但为何在当时那样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却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人墨客，譬如大家耳熟能详的鲁迅先生，譬如胡适先生，譬如徐志摩先生，……徐志摩也是在海外留过学的，著名的《再别，康桥》一诗便是在海外的寄情之作，徐志摩先生生活的年代大概要比马悦生活的年代要困难得多得多吧，但他们在生活中创作了永存不朽的文学，他们才是“生活是文学”这一观点的强有力的论据。

　　马悦独特的生活经历应该造就她更为磅礴的文学创作冲动和更为闪亮的文学创作灵感，但结果却是彻底逃离了文学。何故？没有切实经历和认同“文学是生活”也。以至于现在满口皆是“在美国的苦难生活”，如果她能切实经历和认同“文学也是生活”，大概她现在是将困苦经历化作文学创作的素材和精神力量，也就已经有更多的文学作品了。而不是将苦难经历满口喷出，却是温文尔雅地手捧一本“心”书，让马先生从书中自看自悟便了。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先生3年前曾说，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现在尽管这种情况可能会好些，但总体而言，仍不容乐观。在经济学界如此，文学界亦然。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情况导致了文学界日益衰退的现象？要我看，就是没有处理好“生活是文学”与“文学是生活”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活是文学”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决定意识”，大凡真正搞文学创作的人都能意识到并认同这一点；但“文学是生活”却有些抽象，稍不留神，便容易否定“她”，一否定便成了“文学战场”上的失败者，有如马悦。

　　我并不是什么唯心主义论者，我所提倡的“文学也是生活”，之前业已说明，仅是就精神层面的重要意义而言。这精神层面包括，再苦的生活也打不倒、压不跨的文学创作信念。这种信念不会天生跑到人的脑子里，是需要在生活中融入文学，体验文学，通过了解他人的文学创作之路才能感知的；还包括，生活中融入文学后，对文学本身写法的理解和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