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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逆力理论最“权威”的综述来了！丨社论前沿
(2019-10-10 12:35:46)
标签：
教育抗逆力理论综述 |
分类： 社会学/社会工作/公益慈善 |
原创： 何秋婷（编译） 社论前沿 今天
编者按
本期推送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Susan Yoon等人和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心理学系的Kathryn Howell等人于2019年发表的Resilience Following Child Maltreatment: Defini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Variations一文。本文对67篇（抗逆力）定量实证文章进行文献研究后发现：抗逆力可能出现在生命周期的任何时间点，抗逆力的相关定义和测量工具也会随着个体生命的发展阶段而变化；本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提炼抗逆力的概念和评估方法，突出了抗逆力的关键主题和影响因素，为后续研究提供前进方向。
这是社论前沿第S1429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摘要
近十年，抗逆力（儿童虐待方向）被广泛关注，但是学界对抗逆力的概念化和评估方法、人生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影响抗逆力、保护性因素如何影响抗逆力表达等方面没有达成共识。目前的系统性研究综述都在使用发展性视角，综合考虑儿童受虐待后的抗逆力。
虽然许多人已经研究了与抗逆力相关的因素，但通常都将其定义为保护性因素。由于抗逆力概念和操作定义的不同，导致可比性太低；一些研究还将抗逆力术语和保护性因素互换，所以整合跨研究的发现非常有挑战性。
保护性因素本身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一些研究者认为，支持性因素应该用来描述与积极结果直接相关的变量，因此，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术语是“与抗逆力相关的因素”，而不是用“保护性因素”来描述与抗逆力有关的因素。
引言
儿童虐待是一个潜在的公共健康问题，仅2016年，就有67.6万起被证实的虐待和忽视案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2018）。许多研究表明，儿童虐待（贫困、父母养育压力、社区暴力和犯罪，缺乏所需的服务和资源等）与身心理健康结果直接相关。
研究背景
1.
抗逆力的相关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个体层面：包括自我调节技能，更高水平的社交能力，自我控制、解决问题的技能、活力、自尊和更强的适应能力（Child Welfare Information Gateway，2014）。
（2）关系层面：亲职能力、积极的同伴关系、宗教信仰和关心他人被认为是抗逆力潜在的保护性因素（CWIG，2014）。其中，有爱心的成年人（例如导师，照顾者，教师）是帮助形成抗逆力的主要因素（Holmes等人，2018）。
（3）社会或社区层面：积极的学校氛围、紧密的社区、安全的邻里和社会联系是与抗逆力相关的因素（CWIG，2014）。社会支持、积极的儿童家庭环境以及儿童原有的能力也是与是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Bradley等人，2013年）。
2.
（1）一些研究人员将抗逆力概念化为一种个人特质，特别是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先天特征，其特征是心理坚韧、自我适应力和应对效能（Block 等人，1980）。他们主要使用个性或抗压量表（Arslan, 2015）。
（2）另一些研究人员将抗逆力概念化为：在经历了实质性创伤之后，跨多个领域的积极适应的结果或过程。(Luthar & Cicchetti, 2000)。他们通常利用跨多个领域（例如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的能力来测量；Luthar等人，2000）。
（3）还有些研究人员利用生态社会框架来定义抗逆力，认为抗逆力是个体为获得幸福调节其内部和外部资源（Ungar，2004）。
3.
发展精神病理学视角和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都强调：人们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这阶的主要任务。发展抗逆力观点认为抗逆力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能力是通过人-环境相互作用获得的（Sroufe＆Rutter，1984）。从这些角度来看，抗逆力的概念化和评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同。同样，与抗逆力相关的因素可能随着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
理解抗逆力（的概念化和测量方法）是如何随着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的，有助于量身定做干预策略和政策，以促进抗逆力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例如，学龄期是最好的理解和评估儿童的社会功能的时候，也许以学校为基础的关系建立干预可能是一个有用的方法。此外，从不同的发展阶段了解与抗逆力相关的因素变化，也为提供适当的（提高抗逆力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4.
之前的综述性研究有以下不足之处：
首先，他们仅专注于抗逆力的一个方面（仅有概念化、评估、特征），而不是全面彻底地回顾抗逆力的所有关键区域(Walsh等人,2010)；
其次，他们经常使用一个预先确定的抗逆力定义（例如多功能的量表），并将综述的范围限制在符合其预定定义的文章中，这可能意味着他们会错过探索其他变量的机会（Afifi & MacMillan, 2011）；
最后，很少有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来追踪抗逆力的长期发展，且没有考察抗逆力（概念化，评估和特点）的发展性变化。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Medline, Soc INDEX, PsycINFO, CINAHL数据库 和学术搜索完成了全面的文献检索，搜索的关键搜索词包括：儿童虐待、忽视、身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保护性因素和支持性因素等。文献的入选标准如下：
（1）关于儿童虐待和抗逆力；
（2）定量的实证研究；
（3）发表于2010年后；
（4）是同行评审刊；
（5）用英语发表。
经过筛选后的67篇文章中，有3篇文章关注幼儿期（0-5岁），7篇关注学龄期（6-12岁），24篇关注青春期（13-19岁），33篇关注成年期（20岁及以上）。仅九篇文章有设置对照组。大多数研究都是成年人自述其童年时期的被虐待历史。
文章使用各种各样的工具（例如，童年创伤问卷；系统分类虐待；亲子冲突策略量表），也用了不同的信息来源（例如，本人、父母、儿童福利工作者、官方儿童福利记录）来衡量儿童虐待。
发现
1.
筛选后的67篇文章通常使用以下三种定义方式其一。
（1）作为人格特质（N 20）：指个体在逆境后“反弹”并从创伤中恢复的能力；
（2）作为积极适应的结果或过程（N 32）：近一半研究表明人在经历了实质性创伤之后可以积极的适应；
（3）作为社会生态资源。（N 11）：指个体为获得幸福调节其内部和外部资源（包括个人、关系、社区和文化）。且抗逆力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在逆境中寻找资源，并利在短期内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
2.
筛选后的67篇文章通常使用以下三种评估方式其一。
（1）缺乏精神病理学或缺乏负面结果（N 14）：常用工具包括优势和困难问卷、儿童行为检查表、贝克抑郁评估表和SCL-90。
（2）创建一个多域（社会，认知，情感，行为）复合得分表（N 11）：一些研究将其划分为三个领域（学术，社会和情感），另一些研究着眼于四个领域（社会功能、缺乏抑郁、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还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成年期的七个领域（高中毕业、大学出勤、监禁、平均收入、物质使用、抑郁症状和对未来的期望）。
（3）抗逆力的具体措施和规模（N 34）：最常见的是康纳-戴维森抗逆力量表的三个版本。
3.
抗逆力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发展性变化：
（1）专注于儿童早期（0-到5岁）的研究仅三项，其中一项研究使用语言发展和学术成就测量法（Holmes等人，2018），剩下两项研究使用多领域综合评分来评估抗逆力，（Dubowitz等人，2016）；
（2）学龄期儿童（6-12岁）抗逆力的研究与儿童早期研究的差异不大。都认为抗逆力是积极适应的结果或过程（Bell等人，2013, 2015；YON，2018）；
（3）青少年抗逆力研究（13-19岁）抗逆力将定义为积极适应的结果或过程（N 10）、个人特质（N 5）和促进福利的社会生态资源的动态系统（N 8）；除了定义的扩展，青少年期的抗逆力评估也被延展，一些研究利用特殊的抗逆力量表，例如CYRM量表（Sanders等人，2015），RYDM量表（Davidson-Arad等人，2015）和CANS量表（GO等人，2017）；
（4）在成年期的抗逆力研究中，心理抗逆力被更经常地定义为个人特征（50%），而不是积极适应的结果或过程（40%）或社会生态资源（10%）。积极适应的结果或过程（定义）将抗逆力视为一个动态的、多维的过程，只是增加了更多不同的、特定年龄的结果（如大学出勤、监禁、平均收入和生活满意度），个人特征（定义）则将抗逆力视为先天的能力（反弹、恢复和蓬勃发展）；
抗逆力相关因素在不同人生阶段的发展性变化：
（1）儿童早期的主要相关因素有：儿童照顾者个人的温暖、情感支持和认知刺激等特征；
（2）学龄期儿童的主要相关因素有：照顾者的幸福感、父母参与和儿童亲社会行为和内在幸福感；
（3）青少年期的主要相关因素有：父母/照顾者的支持、青少年与照顾者关系的质量、父母接受度、学校相关变量（对学校的积极态度、高等学校的参与）和自尊；
（4）成年期的主要相关因素有：一个积极的社区、归属感（宗教、家庭和朋友）、积极的童年家庭环境、人际关系强度、积极重塑和对积极前景的接受度。
讨论
研究现状中的局限包括以下几点：
（1）缺少专注于儿童早期的抗逆力研究；
（2）早期对儿童抗逆力进行的研究认为抗逆力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忽略了其静止状态
（3）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研究将抗逆力定义为生态社会资源，但忽略了青年人没有相应的自主性和知识来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4）成年期抗逆力最常被概念化为人格特质，在这一时期抗逆力是一种内在状态和个体对困难的反应；
（5）抗逆力研究没有一个“诊断手册”能够清楚地定义抗逆力的标准。
研究现状中的进步性包括以下几点：
（1）在的发展阶段的抗逆力不会，因为婴儿和儿童没有语言或能力来理解和报告生活满意度。不仅告知我们目前的文学周围的抗逆力虐待后，但也塑造了下一步的未来研究和响应，年龄适当的干预，以建立抗逆力能力；
（2）在抗逆力评估方面，发展阶段理论积极影响研究者的决定，如果使用精神病理学的措施来测量抗逆力，会使得青少年的得分被高估；所以专门为青少年和儿童开发了特殊的量表。
结论
本文使用发展性视角总结了遭受过儿童虐待的青年的抗逆力，通过发展框架弥合定义和测量工具不统一造成的差异。尽管在如何更好地定义和测量抗逆力方面还存在争议，本文突出了抗逆力的关键主题和影响因素，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前进方向。
但本文依旧存在如下局限性：
（1）只有少数的研究有设置对照组；
（2）很少有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来追踪抗逆力的长期发展；
（3）评估青年的抗逆力时不应该只访谈其父母，还应该与教师和同龄人接触以收集信息；
（4）在评估儿童抗逆力时，未纳入针对其创伤的措施（鉴于受虐儿童在此方面风险较高）；
（5）尊重个体差异（之前的研究未能关注到种族/族裔，社会经济地位，性别认同和性取向等问题）。
对社会工作实践、政策和研究的影响：
（1）本文确定了一些与抗逆力相关的显要因素（学校相关的因素以及高自尊是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政策可能会倾向于结合这些元素对青少年进行干预），针对不同发展阶段制定不同的干预测量可以使治疗效果最大化；
（2）一些现有政策可能会受到本研究的影响。例如，《儿童虐待预防和治疗法案》将会使用联邦基金来为青少年制定干预计划（儿童福利信息门户网，2015），本文可以指导资金的分配，以提高受虐待儿童的抗逆力。
文献来源：
Yoon, S., Howell, K., Dillard, R., McCarthy, K. S., Napier, T.
R., & Pei, F. (2019). Resilience Following Child
Maltreatment: Defini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Developmental
Variations.
文献整理：何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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