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12-15 陈社英 清华社会学
（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清华大学陈社英老师在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研讨会上的发言稿修改而成）

我主要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谈谈社会治理与社区建设。我报告的题目是《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从这个题目可以看出，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从学科体系来说，社区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基本概念。我将首先从中国实际来谈。

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建和社区事业的开展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社会工作方面来说，中山大学与香港大学三年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合作计划从1986年启动。从社区方面来说，社区研究重建应该更早一些，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恢复正是以社区为标志，当时我们甚至说，我们的社会学就是社区研究专业。从我个人来说，那时我写社区服务讲座，并在《中国民政》上发表，是在1987、1988年，时间相差不是太远。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面临的问题也是同样的。1978年以后的经济改革是怎么进行的？改革一开始是打破铁饭碗、打破大锅饭，而铁饭碗是最硬的一个社会保障。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同时是社会福利改革和社会保障改革，不过这种改革在当时不是立、只是破。这一破就把中国的安全网打破了。打破了以后，以前是所谓的企业办社会，只要在单位工作，你的生老病死全给你包了，现在单位不包了，改由社会来包。

社会在社区，那个时候很少人知道社区是什么东西。所以在国内形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政策真空，导致了大量问题的涌现。当时我最早开始搞社会政策研究，广东省走在社会政策改革的前列，在全省范围内搞社会福利体制改革设计，由我主导各厅、局做社会推进。实施起来，问题多多。

后来我怀着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去了香港，然后去了美国。起初，我是不想出国的，中山大学派我出国学博士，我是想拿了博士就想回来的，但是后来香港大学出了变故，我觉得重任在肩，就去美国读博士了。那个时候走出去，我们听到的是对中国排山倒海的批评；还不用到美国、到英国，到香港就听到了排山倒海的批评，一片骂声。

但是对我来说，骂能解决问题吗？一骂就停，停就是不要改革了，不要改革，能走回头路吗？所以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

我带着这个问题到香港，读了以福利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政策学科。然而，所谓社会政策这样一个学科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以福利国家作为基础的，我找不到想要的答案。我又去了美国，当时美国聚集了最顶尖的社会政策研究专家，我的导师是克林顿、奥巴马政府的内阁成员。但是，他们也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他们教授了几十年的社会政策体系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他们甚至无法理解中国的国情。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花了很多时间创立了我自己的经济国家的理论的原因。

社会工作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的过程。从1986年我们重建社会工作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30年了。王思斌教授最近牵头做了一套书《社会工作发展十年》，介绍了社会工作在近十年的蓬勃发展。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政策上的偶然，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转型更迭的一个必然， 这才有我们这十年的欣欣向荣，确实非常鼓舞人心。

当然，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学科来讲还存在一些问题，这其中包括一些体制的问题，比如社会工作学科地位问题。清华以它的独特地位，是可以在高教体制的突破方面起到一些作用。当然，单凭清华一家是做不到的，我们要联合北大、中大、华中理工大学等等，我们一起来改革。

我最后要做一个呼吁，在美国，孩子长大了，18岁、21岁，要把他赶出去，中国说“三十而立”，社会工作30了，该成家了——相当于社会学的一个孩子，养到30岁了，该放出去了。

我们这个会议聚集了社会学大部分的精英，我要呼吁，希望在我们退出历史舞台之前，把社会工作进一步独立、自食其力，我们要把这件工作做好，不要老是把社会工作囊括在社会学的羽翼之下，长此以往，我们就没办法办一个真正的社会工作学院，也没办法收一个真正的社会工作博士，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会议，大家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