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正统的士大夫一直以“德”和“才”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尺，而且认为一个完美的人应该是德才兼备，“德”高于“才”，位于“才”之前，比“才”重要。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中所说：“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①]可以说，司马光的这种“才胜德谓之小人”“ 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德才观是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德才观的集中表现。然而，读《史记》中的《商君列传》与《吴起列传》，我们却可以发现司马迁与传统士大夫迥异的德才观。

   《商君列传》记载：秦魏交兵之际，商鞅以谎言将魏军主将公子卬骗至军中，“会盟已，饮，而商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②]按照先秦儒家的“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诚之,君子哉!”[③]的“信”来说，商鞅的这种行为无疑是狡诈、无信、羞耻之为。又如赵良以穆公时期的五羖大夫相秦时“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库，德行施于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④]来对比商鞅的“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效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⑤]以此说明商鞅的寡德无礼、无名无功、“积怨蓄祸”。在他看来，商鞅无疑是“缺德之人”，完全不符合士人心中的“德才之辈”的理想。如果按照司马光的标准，商鞅无疑只能算作一个小人。

    然而，在司马迁看来，商鞅虽然是“天资刻薄人”，“少恩”，并“受恶名于秦”，但从他对商鞅传记书写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商鞅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对商鞅的变革之才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司马迁更看重的是商鞅的革新之才，而非忠信礼仪之德。

    在《吴起列传》中，司马迁通过对吴起的纪传则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德才观。虽然吴起曾以“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⑥]来规劝魏武侯以修德政，但从他杀妻求将，与田文争相的实际行动来看，吴起亦是一个寡德之人。虽然吴起杀妻求将，“贪而好色”，“刻暴少恩”，但在司马迁看来，“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⑦]吴起虽然“刻暴少恩”，但却敢于推行自己的主张，在楚国实施变法，是“能行之者”。司马迁在肯定了吴起的“能行”的同时，实际上也暗含着他对吴起革新之才的肯定，并不太看重德的作用。

    综上，从司马迁对商鞅和吴起两人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司马迁的德才观中，才才是最重要的，德次之。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富国强兵之才，善战智谋之才。正因为如此，在《陈丞相世家》中，虽然陈平“盗嫂受金”，但从“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⑧]可以看出，其经国智谋之才仍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在战国时代，各国为开疆拓土，图建霸业，纷纷竞相征伐。司马迁的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为先，德次之”的德才观无疑契合了当时诸国对付过强兵之士的急切期待。同时也暗含着司马迁对西汉“长者政治”的深刻批判。在司马迁看来，与其用石奋、陶青等这种“恭谨无比”，位居宰首却“无建言”，少才干之人，换不如擢用“唯才是德”之士。无疑，司马迁的这种德才观对以后的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国鼎立之时曹操颁发的“唯才是举令”即是最佳的证明。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