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5月12日于玲参加江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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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玲回忆江抗 |
分类: 纪念于玲同志 |
今天是我们的母亲于玲参加江抗七十一周年,她5月入伍、6月入党、7月担任组织干事,11月担任常熟梅南区委书记,第二年5月担任县一级的江抗驻澄办事处副主任,在革命队伍里飞快的成长。下面将她的回忆录中的有关部分刊登在下面,看看当年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所要经受的考验,:
三,在两代“江抗”中锻炼成长
(一)接受入伍教育 战场初试身手
我参加“江抗”的第一天,见到的第一个“江抗”领导人就是“江抗”的政治部主任刘飞(曾任二十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左图)。他看我穿着旗袍,戴着眼镜,一副学生娃娃的模样,担心我受不了“江抗”在敌伪顽四面包围的复杂环境下的艰苦作战生活。所以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革命是要流血的,是艰苦危险的,你有思想准备吗?”我说:“日本鬼子已经侵占了我的家乡,我已经没有家了,我在家也是死,我所追求的是怎么死,能死得有价值、有意义。”刘飞同志又对我说:“那你是有觉悟的。”他接着又说,“我们还有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要你上前线,你就不能后退,你能做到吗?”我说:“保证做到!”
刘飞之所以这样严肃地对我提出要求,是因为当时“江抗”要去作战的地方——东路地区是个龙潭虎穴。前面已经讲过由于这个地区的重要性,它已经受到日伪和国民党的高度重视,那里碉堡林立、敌人的汽艇汽车日夜巡逻,忠义救国军时时在找机会企图消灭我们。国民党的残兵败将、乱七八糟的“游吃队”司令多如牛毛,小个便都可能碰到几个司令。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不得不频繁转移,随时都有流血牺牲的可能。
就在我到“江抗”的当日,有一个前几天来参加“江抗”的女同志就因吃不了苦,离队而去。所以,刘飞要对我进行那样严格的入伍教育。
我到“江抗”的当天晚饭后,部队就出发转移。为了防止随时可能出现的袭击,我们每天都要转移,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次。所以行军对我是第一个考验。男同志走一步,我要走两三步,才能跟得上。下雨出汗,弄湿了眼镜,来不及擦,使我常看不清脚下的路而摔跤。就在第一天行军经过一个小集镇时,因为集镇人员繁杂,担心有汉奸混在里面,我们就以非常快的速度通过。集镇的地面上铺着宽度不等的石条,石条与石条之间有缝隙,走得快一点,就会被绊倒。我就不慎被绊了一跤。膝盖跌了一个洞,鲜血立刻流了出来,为了快速跟上部队,我只好用洗脸毛巾快速包扎好,赶上队伍。否则在这种地方一旦掉队,会很容易被敌人发现或者迷路,找不到部队。因为在有多条路的岔口,部队一般会在不要去的路的路口压上白纸作路标,但大部队通过后,立即拿掉。所以如果跟不上部队,就会找不到部队的去向。还好,我不仅没有掉队,有时比男同志走得还快。因为麦子黄黄的,很象路,有次我这个近视眼就误以为麦田是大路,结果一脚跨出去,就从两米高的路上掉到了麦田里,只好费力地爬上来,再跟上队伍走。
▲参加黄土塘打日寇
参军的第一仗是在黄土塘和鬼子打的遭遇战。当时我们正在行军,突然前面的部队遇到鬼子,来不及回避,就接上火了。我在行军队伍的中间,开始还不知道。打起来后,就跟着老同志找群众抬担架运送伤员,烧开水等。这一仗虽然是遭遇战,但是获得了“江抗”在苏南的第一个胜利,给敌人来了个下马威。使群众看到了一个真正打鬼子的部队,使“江抗”的威名立刻在群众中传开。
▲第一次阵前喊话
不久,刘飞就派我这个刚成为政治部政工大队队员的新兵到廖政国(开国少将,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左图)领导的二支队打忠救军周振纲的十支队的阵地上去喊话。我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坚决服从命令,勇敢地走到阵地前,挺身而出,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战士们伏在战壕里,我却为了让敌兵能听见我的喊话,要站在战壕上面,尽量靠近敌人阵地,还要让敌人看得见我。如果当时有子弹飞来,我就可能第一个牺牲。但是想到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三大纪律,我就勇敢地执行了这个命令,这为我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开了一个好头。
在这次战斗中,隐蔽在周振刚部队里的地下党员严公伟同志率领一个中队起义,其余部队被我们击溃。缴获了很多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