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轼在逆境中的生存智慧

1 淡泊名利，随遇而安

苏轼对人生的看法有其自己的解释，他曾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西东” (《和子由渑池怀旧》)其意在表达人生行踪之无定犹如雪泥、鸿爪。他已了悟人生行迹之偶然、无定，对人世之间的名利有一种淡泊之态。在惠州，苏轼为他的白鹤峰住所题写了“思无邪斋”的匾额，并在《和陶移居》其二中写道：“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思无邪”原是孔子解《诗》的一句简单的话，苏轼借用了“思无邪”的文字形式做出了全新的解释。他在《续养生论》中说:“凡有思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无思而非土木乎?盖必有无思之思焉。夫无思之思，端正壮栗，如临君师，未尝一念放逸，然卒无所思。”人非土木，孰能无思？人既活在大千世界上，就必然要有所思虑。但只要有所思虑，便必然要陷入功利的忧患和价值的困惑之中。苏轼敞开心灵，尽情地感受完备的万物，“思”无“邪”，不去追求功利。他就是这样任性逍遥、随缘旷放、但尽凡心、别无胜解。

苏轼常用变换角度的方法来看待人生，随遇而安。前朝也多有士大夫贬谪岭南。韩愈贬潮州，柳宗元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苏轼却在《定风波》中写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自古以来士大夫就害怕贬谪岭南，苏轼却坦然面对，把岭南当作自己家乡。来到了惠州之后,他说:“某谪居已愈年,诸况粗遣……今北归无日,因遂自谓惠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与孙志康》）他知道北归之日遥不可及，打算长久定居在惠州了。《食荔枝二首》中有“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似乎成了他的乐土，一切苦乐祸福，无足留滞，豁然冰释。

到了海南，他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虽然海南之地远离中土，得舟车劳碌才能过海，但是苏轼仍乐观地看待，动情地把海南当作故乡一样纳入自己的心中。可以说，每到一个地方，苏轼都能够用很好的心态来面对困境。他把随遇而安运用到了极致。

2 小心避祸，谨慎为义

苏轼是一个率直之人，从来都是“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在《次韵定慧饮长老见寄八首》之二中也提到自己的率直：“从来性坦率，醉语漏人机。” 但是在惠期间，却一反常态，表现出谨小慎微，慎言远祸的心态。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用这种小心戒备的心态，在逆境中保存自己。这种戒备心态集中体现在他给表兄程正辅信中，在这些信的末尾经常有一些“请勿示人”，“千万密之”，“幸读讫，便毁之”，“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 之类的话。在惠州他借助表兄程正辅做了不少惠及当地百姓的好事，本是光明磊落的事，但他总是在信中反复嘱咐程正辅保密，不要透露出是自己的主意。他在《与钱济明》信里写到：“某到贬所，阖门省愆之外，无一事也。瘴乡风土，不问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他为程正辅筹划建惠州驻军营房后，在信中的末尾则说：“不揆僭言，非兄莫能容之。然此本乞一详览，便付火，虽二外甥，亦勿令见。若人知其自劣弟出，大不可不可”（《与程正辅》）。连亲外甥都不让知，忧虑何深，完全是一种慎言远祸的姿态。苏轼曾因诗得祸，因此，一来惠州，便发誓要“扫除积习不吟诗” 但是作为诗人，不可能与诗绝缘，只不过在写诗谈诗的同时总忘不了叮嘱对方“幸勿示人”。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冬，白鹤峰新居建成，惠、循二守方南圭、周文之来贺，唱和多日，东坡连写了《次韵惠循二守相会》、《又次韵惠循二守许过新居》、《又次韵二守同访新居》、《循守临行出小鬟复用前韵》四诗，四诗各首均有后题。第一首后题：“因见二公唱和之盛，忽破戒作此诗与文之。一阅讫，即焚之，慎勿传也。”第二首后题云：“一阅讫，幸毁之，切告！切告！”第三首后题：“请一呈文之，便毁之，切告！切告！”第四首后题：“虽为戏笑，亦告不示人也。”

虽如此，但他还是颇为热心地支持地方的建设，筹办了很多有益百姓的好事。宋代费衮的《梁溪漫志》卷四《东坡谪居中勇于为义》有一段比较详细的记载：“东坡居惠，勇于为义。昔陆宣公谪忠州，杜门谢客，惟抄药方。盖出而与人交，动作语言之际，皆足以招谤，故公慎之。后人得罪迁谪者多以此为法。至东坡则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辅为广中提刑，东坡与之中表，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至今，苏轼修筑的“苏堤”仍横卧于西湖的碧波之上。

苏轼在儋州同样在努力实现自己“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 (陆游《题东坡贴》)的理想，注重汉黎关系和谐，苏轼写诗说：“咨尔黎汉，均是一民”（《和劝农六首》）；他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同等看待，常与之共欢乐。“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在《和劝农六首》的序中：“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所产秔稌不足于食，乃以薯芋杂米粥糜以取饱。”面对生产落后的状况，他劝道：“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耒耜，好尔邻偶，斩艾蓬翟，南东其亩。”（《和劝农六首》）苦口婆心劝说当地人民重视农业生产。他甚至亲自带领海南人民开凿井泉以解决儋州的饮水问题。儋州人为纪念他而将开凿的井命为“东坡井”。

在儋州，苏轼还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他的学生中有黎子云兄弟、符林、王霄等。此外，许多从外地赶来听学的学生。经过三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在苏轼的精心培育下，王霄举明经科，姜唐佐也成为海南第一个举乡贡者。大观三年，慕名从昌化到儋州拜苏轼为师的符确也高中登第，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苏轼的到来使儋州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他也受到了儋州人民的爱戴。

3 培养志趣，追求美好

苏轼生活始终积极乐观，善于在日常生活的每一时刻寻觅出人生的乐趣。他用追求美好的心态在极其平凡的生活中别具慧眼地发现其美感和快乐，又能退而返诸内地在其自身心境中酿造那种自得其乐的心态以供“反刍”。他给堂兄的一封信里也说过:“吾兄弟老矣，当以时自娱，此外万端皆不足介怀。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与子明兄》)。

在惠州生活期间，苏轼常以酒水自娱。他对他的表兄程正辅说:“吾济老矣，不宜久郁、时以酒自娱为佳。”（《与程正辅》其十）据记载，苏轼亲自酿造的酒就有“万户春”、“ 罗浮春”、“真一酒”、“桂酒” 等。“烂煮葵羹斟桂醑(美酒)，风流可惜在蛮村。”(《新酿桂酒》)。为了酿酒，他还叫人专门从韶关带回所需的物料。宋绍圣二年六月他写给正辅“近酿酒，甚酽白而醇美，……而此中绝无大麦。如韶州有此物，因使人为量数斗。”

苏轼至少写了五、六篇酒赋，很多酒颂都写得让人陶醉。《桂酒颂》序中说：“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间物也。”《浊醪有妙理赋》中写道：“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正也。”有一些诗赋还包含了制酒的用料、用曲、投料、原料出酒率、酿造时间等内容。《题真一酒诗后》中写“用蒸饼面二两半”“则每投入更入面与饼各半两”。在《真一酒法》一篇中有：“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谓之真一法酒。”苏轼已俨然一个酿酒之徒。在海南，他名其屋曰：“载酒堂”。苏轼把酒当成了人生的一大乐趣。

除了酿酒、饮酒自娱，他还到处观花赏景，寻找乐趣。惠州著名的旅游景点罗浮山、汤泉等都有他的身影。在罗浮山，“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 ……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熟诗清温。”(《再韵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在汤泉，“积火焚大槐，蓄油灾武库。惊然丞相井，疑浣将军布。”（《咏汤泉·在白水山》）甚至在江边也听到苏轼吟道： “初日下照，潜鳞俯见。意钓忘鱼，乐此竿线。”（《江郊》）在海南生活时期，他不会下棋却常观人下棋，并以此为乐。“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 （《观棋》）。他从观棋中享受到了乐趣，还悟出了生活的道理。除了赏花、观棋，苏轼还别出心裁，试制东坡墨，炮制东坡肉，也学道家炼长生不老的丹药。“某近颇好丹药，不惟有意于却老，亦欲玩物之变，以自娱也。”（《与程正辅四十七首（之三十五）》）

三、    苏轼生存智慧产生的原动力

1 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否定

  苏轼在贬谪岭海的八年间,在经历了贫穷潦倒的磨难之后,开始了全面的人生反思,不断进行着自我精神的超越、把自己的处世态度升华为与天地并存的精神境界,并从哲理的高度来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达到任性自适、旷放洒脱的人生境地。

当他在绍圣元年九月渡大庚岭“鬼门关”时，就像接受了一次重大的人生洗礼，而对自己的身世进行了整体的总结。他说:“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推我顶，结发授长生。” (《过大庾岭》)他在岭上似是腾空一跃，对过去“垢污”的身世顿然全部忘却，飞入了空中仙境，与天地相接；并为站在这清静辽阔的“浩然天地间”，有自己这位正大光明形象的存在而感到自豪。也就是说，苏轼从此埋葬了过去的旧我，重新树立起一种淡泊名利的人生价值。

    苏轼在谪居岭海的八年间，物质生活的困顿和精神上的痛苦磨难，使他的人生发生了巨变、开始了他“一生凡九迁”的全面反思。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那时，他逐渐从“故我”中解脱出来，通过“新我”的彼岸。其思想的突进、主要表现在对污浊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功名”之途的疏淡，他说：“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雪堂记》）残酷惨淡的人生体验，使他感悟到自己屡遭构陷、频被贬谪的原因，皆源于对功名利害之途的追逐。

    苏轼虽然曾有过“逃世之机”的思想过程，但在岭海时期，他已彻底否定了“功名”和尘世的污垢，并在天地精神境界中牢牢地把握住自我、寻找着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即其“真吾”的存在。如他在《六观堂老人草书》中所说:“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方其梦时了非无，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稀电已阻，此灭此尽乃真吾”。佛家把人生看成“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的“六如”。而苏轼却追求着“六如”灭尽之后的“真吾”。

2 陶渊明人格精神给予了他力量

陶渊明出身于仕宦家庭，是我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他不满当朝统治，辞官回乡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他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的生活态度一直深被历代的文人效仿，也影响着遭贬的苏轼。

首先，陶渊明的诗词给了苏轼极大的模仿乐趣。在惠州期间，苏轼作了大量的和陶诗。他把陶渊明作为自己偶像，和陶诗要一篇两和、三和，“要当尽和乃已”。他还说“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在和陶诗中他获得了人生的乐趣，也使自己的精神在困苦中找到了寄托。其中《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神释》等三篇和陶诗释苏轼借形、影、神三者的关系来思考和阐释生命有尽、宇宙无穷的理念。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化都是短暂的、微不足道的，只有物我心灵间的妙语即以一种精神来支配物质的“化境”，才能产生精神上的超越，进入永恒。这样，在岭海的生活中，苏轼以精神的内在性和超越性的理念，支撑着自己随遇而安，乐观地对待生活。

其次，陶渊明“真、善、美”的人格魅力也给苏轼以极大的心灵震撼。苏轼除了反复“和陶”，还对陶渊明的为人处世进行模仿。他说：“渊明形神似我”、“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 (《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苏轼对陶渊明的人品、个性、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借鉴。陶渊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格精神更是对苏轼产生重要影响。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苏轼对陶渊明这种想出仕便出仕，欲归隐便归隐的真淳朴实的自然人生充满了向往，这也是他居陋屋，食粗食，不改其乐的精神源泉。

3 儒、释、道思想给予了苏轼精神营养

    苏轼在人生境界上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融为了一起。儒家孔子、孟子表现了不为世俗名利所累、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佛教对人生的洞察有极深的智慧，它认为“诸法皆空”，甚至否认有至高无上的“神”，又认为“业果不空”，强调主体的自觉与自由。道家议论人生要超脱个人得失，从而达到无忧无虑的境界。

苏轼在岭南时期着重从这三家中汲取营养，用儒家的思想鼓励自己积极奋进，以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的种种不平。即使是被贬，苏轼始终表现出积极有为、直道而行、不惧不悔、处厄忘忧、乐观豁达的儒家士君子风范。谪居海南期间，他写下了这样的词句：“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千秋岁·次韵少游》），表达了他不忘自己的使命，虽历经磨难仍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这是儒家积极的生活态度对他的影响。在惠州，他咏道：“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到了海南，他有唱：“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在这里苏轼又用佛道“皆空”的哲学进行自我解脱，使自己在精神上从岭海困苦的生活中得到慰藉。

老庄哲学主张顺应自然，强调无为而治。苏轼充分吸收了道家的养分，写下了“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观棋》）的名句，表现了一种超然于纷争之处的淡泊心境。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那里已成为一种人生态度的旷达：“胡为适南海，复驾垂天雄。下视九万里，浩浩皆积风。回望古合州，属此琉璃钟。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次前韵寄子由》），在这孤岛上，他怀着“荣辱今两空”的心境，来迎接南海的浩然之气。

生存智慧，就是以自己独特的对待生活的处世态度来保存自己。对苏轼而言，既不避世和逃世，又不与世硬碰；既小心戒备，又达观以对。他在逆境中保存了自己，追求着的志趣。这是种生活的技巧、技术，也是我们面对困境时值得学习的生活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