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刍论

郭玉生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摘要：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有关篇章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

关键词：两汉；文学批评；文体特征

作者简介：郭玉生，男，1973年生，山东汶上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文艺美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体研究”由来已久，但所关注的重点是“文学文体”而非“批评文体”。同样，对于两汉文学批评文体学界由此探讨得亦甚少，本文试图对两汉文学批评文体特征进行初步的阐述，以期抛砖引玉。

    当代学者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一书，在对中西方文体理论作出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对“文体”一词的理论界定：“文体是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他还指出：文体是一个系统，依次呈现出“体裁”、“语体”和“风格”三大层面。^[1](p1)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形态上，出现了《诗大序》、《楚辞章句序》、《诗谱序》这样一批理论性强、观点鲜明的序文，还有像王充《论衡》有关篇章及班固《汉书·艺文志》等，都比较集中论述了文学批评理论的问题，理论的表述不再停留在片言只语，不再全然依附于诸子散文，较之先秦零散的片断式的议论有了明显的进步，出现了单独成文甚至成书的可喜现象，具有了专题性、经学性、史传性特征。可以说，到了汉代中国文学批评才开始走向独立，有了属于自己的批评文体或言说方式。同时，两汉的文学批评理论毕竟是从先秦文学批评理论发展而来的，仍未完全摆脱与政论、经史掺杂相混的情况，如贾谊、司马迁、班固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都是其政论、史论的一部分；董仲舒、王充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其哲学的一部分，这样，两汉文学批评文体既延续了先秦文学批评文体的特征，又有了新的发展。

一、专题性

    两汉文学观念较先秦有很大提高，这一点在文学文体和批评文体方面有突出表现。就文学文体而言，汉代文学比先秦文学有长足发展，汉代文学除了诗歌之外，还有辞赋、散文，这些都是纯文学样式，同学术理论著作相比有明显区别。文学已独立于学术而自成一体，特别是赋的大量创作，充分显示了文学的艺术特征，促进了人们对于文学认识的深化。汉代文学批评家逐渐在认识上将文学与经、史、子之类的学术著作区别开来。汉代有“文学”、“文章”、“文辞”等概念。“文学”一般指学术著作，如《史记·孝武本纪》云：“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此“文学”指经学。《史记·晁错列传》云：“晁错以文学为太常掌故。”此“文学”指史学。“文章”、“文辞”则指文学作品，如《论衡·书解》云：“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又云：“文辞施设，实情敷烈。”《汉书》与《史记》一样，经常以“文”或“文章”称文学，以“学”或“文学”称学术。刘歆继承父业，撰成《七略》，将《诗赋略》与《六艺略》、《诸子略》并列，实际上把文学与学术区分开了。这与先秦时期文史哲浑然一体的情况相比，确实是大大进步了。两汉文学批评理论的自觉性由此大大超过了先秦诸子。先秦文学批评理论往往夹杂在诸子哲学或史传之中，论述的自觉意识很弱。汉人则显示了较强的理论自觉性，如司马迁的《史记》为文学家专门设传，班固《汉书·艺文志》设有《诗赋略》，把诗赋等文学作品与六经诸子等学术著作分开论述，还有王充《论衡》中的若干篇章，这都显示了汉人文学批评方面的理论自觉性。

    由此两汉文学批评从文体外观（体制即体裁）上看大体上还是寄居于先秦文化典籍的诸种文体之中，例如《毛诗序》、《楚辞章句序》属于序传体，《法言·吾子》、《论衡·超奇》属于子书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属于史传体。但文学理论及批评的言说，已不再是《诗经》或《论语》式的只言片语，也不仅仅是《孟子》、《庄子》式的零星段落，而是能够用相当长的文字篇幅，比较集中地讨论一个或几个文学理论及批评的问题。由此出现了汉儒释《诗》的著作，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等论屈原的专题论文，议论较有系统，观念也较为明确，这样文学批评不再像先秦那样有零碎、片段或依附学术批评之感，使文学批评相对于其他学术活动来说已具有独立的意味，成了有系统的发展。

    汉代对《诗经》的批评，保留至今较为完整的是毛亨的《诗故训传》和《毛诗序》，以及东汉末年郑玄所作的笺注，称为《毛序传笺》。在汉儒为《诗经》作传过程中产生的《毛诗大序》是中国诗学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在此之前的诗论，都是散见依附于经、史、子书中的片言只语，《毛诗序》第一次将这些片言只语整合成篇，集中阐述了诗歌的本质、创作手法、社会作用等，成为先秦两汉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同时毛诗大序、小序以及对作品的字词句的注释与《诗经》原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样，毛传之批评《诗经》，虽然采用的是汉代经学已有的“序传体”，但毛诗序的批评文本为后来的诗话乃至小说评点提供了言说方式和文本样式。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是《诗经》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以毛诗为主，兼采三家诗说，作《毛诗传笺》，通过他的笺注，毛诗得以大行于世，成为汉代齐、鲁、韩、毛四家诗的仅存者，使后世可以见到《诗经》作品的全貌。郑玄为研究《诗经》而作的《诗谱》，论述了十五国风、二雅和三颂产生的地域及该地域的政治历史变迁情况，以显示《诗经》各部分诗篇与其所产生的时代政治历史变迁情况。郑玄的这种联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很有价值的。由于经学所尊崇的《五经》文本中，《诗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汉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从总体上看，就形成了一种以《诗经》为阐释中心，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旨归的经学化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而“发乎情，止乎礼义”则是这种文学观的最高追求。

    汉代的屈原评论始于刘安、司马迁，中经扬雄、班固的褒贬，到王逸达到了高峰。汉代对屈原进行全面评价的，始自淮南王刘安。他受汉武帝之命而作《离骚传》，全面解释《离骚》，并在《传》前的“叙”中提出了对屈原《离骚》的总体评价，强调《离骚》是通过回顾历史，“以刺世事”，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对《离骚》的艺术成就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其特点是寄托深远的比兴方法，继承与发展了《诗经》艺术方法。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对屈原的人格和《离骚》作了进一步的肯定。司马迁吸取了老庄思想，从情性自然的高度来称赞屈原的狂狷行为，引用了淮南王刘安赞美屈原的话，认为屈原正道直行而受到小人的诽谤发而为《离骚》，具有美的价值，是产生深挚感人艺术魅力的前提。西汉末年的思想家扬雄则从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角度出发认为屈原缺乏儒家明哲保身的态度，不应该对朝廷采取弃绝的态度，自沉汨罗江。同时扬雄认为屈原的作品在艺术上华丽的文辞和夸张的描写不合儒家中庸的尺度。东汉初期的班固作《离骚序》，针对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的关于屈原的评价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继承和发展了扬雄的见解，以其明哲保身的儒家哲学对屈原的高峻人格进行非议，以儒家的“温柔敦厚”的传统观念批评富于想象与反抗精神的屈赋。东汉中后期的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完整注本，此书的序全面分析了屈原及其作品。王逸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评价，虽然有很多儒家思想的穿凿附会之处，但又否定了扬雄、班固等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贬斥，重新确立了屈原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使之与《诗经》并驾齐驱，意义巨大。由此可见，汉人对于屈原的评论与当时的价值取向、文化思潮、学术风气密切结合，就屈原的人格与作品提出了不同观点，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显现了两汉文学批评相对于其他学术活动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性。

    总之，文学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两汉文学批评资料范围的扩大和讨论的深入。两汉文学批评资料，遍布于经、史、子、集之中。但与先秦相比，不管是否自觉意识到，汉人已对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表现出更大的关注与兴趣。汉人的专题性批评对批评对象、作品主题等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当时的学术批评、学术风气联系在一起，使文学批评相对于其他学术活动来说已具有独立的意味，成了有系统的发展，文学批评不再像先秦那样有零碎、片段或依附学术批评之感。这标志着文学意义上的独立的文学批评开始出现。

二、经学性

    众所周知，汉代经学对汉代政治、文化、学术影响很大，而汉代经学对汉代文学批评文体的影响学界探讨得甚少。实际上，两汉时期，经学始终占据着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汉代的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经学的延伸和具体化。不少重要的文学批评观点本身就是在经学文本的阐释中形成的，是经学著作的副产品。经学也成为了汉代文学批评文体中一种主导性的话语方式。

   因为经学兴盛，汉代兴起解说经传之学，这就是章句之学，即通过剖章析句、注解文辞的方式来解说经义。在章句之学的影响下，产生了为解说、注释经传服务的“序”、“传”、“笺”、“注”、“说”、“记”诸文体。汉代文学批评大都是以此类文体展开的，如对《诗经》批评的《毛诗序》、《毛传》、《毛诗传笺》，对屈原作品批评的刘安《离骚传》、班固与王逸的诸序，对汉赋批评的班固的《两都赋序》等等。

   由此，两汉经学对文学批评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批评文体形式上就是序传体文学批评。序传体的历史使命就是为经书作注。汉儒传经，或重名物训诂、文字笺疏，或重微言引申、义理阐发，他们为《诗经》所作的传，孕育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体：序传体。东汉之“章句”类似于西汉之“说”，皆是对“经”、“传”的训诂、释义。王逸著《楚辞章句》对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进行依托“五经”的价值判断，对《离骚》从文句上寻求与经学的渊源关系。《楚辞章句》的注释体例以《离骚》为“经”，其他作品皆为“传”，突出《离骚》在《楚辞》中的地位。王逸为《离骚》之“经”及《离骚》之外其他作品之“传”作训诂释义故称“章句”。《楚辞章句》的用心在于追究阐发楚辞文本的大义，而阐明大义则通过作序的方式进行，有总序、小序之别，这种做法显然受到了《毛诗》大小序体例的影响。

    两汉文学批评的著述方式基本上没有超出以上范围。即便是最富有叛逆性和创造性的学者文学批评家也概莫能外。以王充为例，他本是一个以富有反抗精神著称的思想家，但在著述方式上，他同样承认“圣人作经，贤者作记”（《论衡·对作》）。他自己的《论衡》为“论”，由于“论”、“说”接近，所以《论衡》这部标新立异的著作竟然被纳入汉代“经传说记”的经学著述系统之中。

    这样，由于儒家经学的思想统治，两汉文学批评多是“依经立义”，未能摆脱思想附庸的地位。即使《毛诗序》或郑玄《诗谱序》，虽是诗歌专论专篇，颇富理论色彩，但仍是解释儒家经义的产物。扬雄甚至认为“五经”已经包含了一切文章的类型，所以人们只需要模拟“五经”为文就可以了。他的《太玄》是模仿《易经》的，他的《法言》是模仿《论语》从而表达自己的文学批评思想。

    同时两汉的文学批评话语因其经学性都透露着一种自信和毋庸置疑的神情，批评家无论是提出问题还是下结论，无论是描述还是论证，语调和口吻极具权威性——简明、直截了当，没有现代批评家那种商榷性、含混的语气。例如《毛诗序》谈诗完全一副创立公理的口吻：“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这里，《毛诗序》以儒家经典文本《尚书·尧典》所提倡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思想为基础带出自己的全部议论，确立某种诗学原则的权威性。董仲舒认为，礼乐诗文等文化艺术，是为永恒不变的天道服务的，但天道不言，它又是通过“圣贤”来“传其法于后世”的，“圣贤”则是通过儒家经典来传达的。所以他说：“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以赡养之：《诗》、《书》序其志，《诗》、《乐》纯期美，《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志；《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于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是非，故长于治。”（《春秋繁露·玉杯》）这样，儒家的六经经典化，并且六经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两汉批评家由此十分尊奉经学文本，他们往往由下而上仰视经学文本，经学文本永远是楷模。所以两汉批评家从事批评活动的目的，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从经学文本中抽绎出某些法则作为创作规律加以推广，通过经学的神圣化强化自己的文学批评观点的权威性，企图获得永久的学术生命。

三、史传性

    两汉史书非常发达，由《史记》和《汉书》开创的历代正史，不只是简单地记言叙事，更有具体而简要的解释与评价，并在其中包含或提出了某种理论观点。从文学批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与批评形态，即史传体文学批评，而与记（如《乐记》）、序（《诗大序》）、传（如《离骚传》）、章句（如《楚辞章句》）等以及后来的专论、专著，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丰富多彩的文学批评样式。

    两汉史书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著录、评价来体现某种文学理论观点。两汉史书的“记言”并不是逢言即记，而是有所选择。于是对一个作者的作品录多录少或录此而不录彼便体现了作史者的文学理论观念。例如司马迁《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长篇摘录了屈原的《渔父》、《怀沙》，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说明司马迁是把他们作为辞赋家而立传的。《汉书》则说：“（贾谊）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云。”（《贾谊传》）“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袁盎晁错传》）“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万余言，皆传于后世。掇其切当世施朝廷者著于篇。”（《董仲舒传》）通过具体评论，可以见出《汉书》所备论详录的文章，或者忠于国事之言，或者是切于世事、施于朝廷之言。显然，这种标准体现了班固这样一种观念：只有“有补于世”（《汉书·楚元王传》）的文章才最有价值和意义，才值得史书来详录与备论。正是出于此种观念，《汉书》所详录的文章多为对策章奏，而不一定是在今天看来极具艺术性的作品，也不一定像《史记》那样多是发愤之作。譬如在枚乘传中，就录其《谏吴王书》，却不录其《七发》。由此班固用载录或删削作品的方式，表明了他对作家的褒贬，也表达了他的文学批评思想。

    两汉史书还直接提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并贯穿于具体作品的评论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提出的“发愤著书”说。除此之外司马迁还为文学家立传，并为后世史家所效法。第一篇文学家传记就是司马迁《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史记》通过《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记载了三位文学家的生平事迹和重要作品，评价了他们的成就，还从理论的高度阐述了如“发愤以抒情”等重大理论命题。班固《汉书》设《司马相如传》、《扬雄传》，例同《史记》。《汉书·艺文志》还肯定汉乐府“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征，论述了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

    两汉史书的自觉的历史意识，促使此后的文学理论批评将“探本溯源”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式。《汉书·艺文志》为此提供了一个范例，这就是分类叙其源流。简言之，只有在“辨章学术”的基础之上，才易于“考镜源流”。《汉书·艺文志》对中国学术整体进行明确分类，这就是所谓“辨章学术”。在此基础上，它于诸家著作注明其书名、卷篇数目、作者姓名与时代之后，又分别对各种著作的来龙去脉进行叙述，指出其起源，然后论述其功用，标明其宗旨，辨析其流传与流变，这就是所谓“考镜源流”。由此，促进了“探本溯源”的思维方式的形成。此后的文学批评家继承了《汉书》这一传统，在对各种文体的作品进行细致分类的同时，也分类进行历史考察。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在治《诗》时，就已明确提出应知《诗》的“源流清浊之所处”，为此作《诗谱》。后来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刘勰的《文心雕龙》等，更是一方面细分文体，一方面探溯各种文体的源流，从而使“探本溯源”成为探索文学艺术之道、获取各种文体“纲领”的一种重要思维和书写方式。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汉代虽然出现了《诗大序》、《两都赋序》、《楚辞章句序》等论点集中、论述深刻的文学理论批评文献著作，但同《典论·论文》、《文赋》、《诗品序》相比，其批评理论的自觉性是相去甚远的。因此，两汉文学批评理论是萌芽状态的先秦文学批评理论向高度自觉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理论的过渡。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