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华坤：以辩证思维揭示战争根本属性

辩证思维作为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能够深入揭示战争的根本属性。战争的根本属性是‌暴力性‌，即战争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暴力手段，这一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冲突形式的核心特征。哲学就是那个能引发无数思考的起点，是整个认知世界的根本所在。‌

一、文明的悖论：“力”与“谋”的辩证

军事辩证法强调战争与政治、经济、技术等要素的相互联系，揭示战争作为社会现象的矛盾运动规律。辩证思维有助于揭示战争的多层次属性。以辩证思维审视战争，能帮助我们透过表象抓住本质，理解其暴力性与政治性的统一，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军事实践。

1.战争实践是孕育哲学的源头之一。

战争的残酷性使军事哲学之花不能脱离战争实践之根，因而较少有经院哲学的迂腐味。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战略上的有规则有定向与战役战斗的不规则无定向”，即战略目标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必须坚定，并且保持相对稳定，而战役和战斗目标灵活多变、出敌不意，即哪个方向有利就选哪个方向打。只有当形势和任务发生重大变化时，才实行战略转变。目标的提出要权衡目标与政治、目标与能力、目标与手段、目标与法律和道德间的关系。战争力量是实现战略目标的基础。战略目标与战争力量的辩证关系表现在战略目标必须与战略资源相匹配。战争力量按照战略企图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以便使两者相适应。当战略目标超过战争力量的可能时，则要么增强或合理运用力量，要么调整目标。

2.文明的悖论：力与谋的辩证。

“力”代表物质性的力量，如兵力、技术、装备、后勤；“谋”代表精神性的智慧，如战略、诡道、系统思维、政治计算。中国古典“全胜”思想与近代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论断，则是谋的巅峰，试图为暴力套上理性的缰绳。历史表明，单纯的“力”可能赢得战役但输掉战争，极致的“谋”若无“力”的支撑则可能流于空谈。成功的军事实践，永远是“力”与“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佳结合；对称与非对称的辩证。对称思维追求在敌人最强领域，通过更优资源、技术和组织战而胜之；非对称思维则避开敌之锋芒，攻击其弱点与重心。军事史就是一部对称与非对称相互催生、相互转化的历史：一种对称优势的确立，必然会刺激非对称解决方案的诞生，而这种新的非对称手段一旦被体系化，其本身又会成为一种新的对称模式。

3.兵者，诡道也；战者，诈术也。

有道是“刀不如人，刀法需胜于人；剑不如人，剑法要胜于人。”兵法就是制胜之道，战法则为克敌之法。现代战争，讲究军力、兵力、战力、武器装备、科技等，看重综合实力的博弈，尤其是精神意志的较量，特别推崇用兵智谋和作战技艺。兵理拳理，原是一理；兵法拳法，本身一法。对敌作战，不管是强敌还是弱敌，亦或实力相当之敌，都有与之对应的战法相机致胜。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我们主张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证对于战场作战的绝对或相对优势的原则上。《孙子兵法》说“巧能成事”，有七战：先战，全战，因战，奇战，速战，制战，智战。

二、哲学三问：军事？目的？原则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精神力量决定胜负、战略战术辩证统一。“研究军事，超越战争”的核心是通过对战争本质、规律的科学探索，最终实现以战止战、维护和平的目标，体现军事研究的终极价值在于守护和平。让世界多一些和平，少一些纷争。政治上的动荡，有时往往会成为一个民族奋发的起点。

1.哲学三问：军事？目的？原则？

但凡探讨问题，必先哲学三问，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军事是什么？军事，即军队事务。在中国，军事是政治的一个方面，用于保护自身利益；在西方，军事就是经济、就是政治，古代用于捕杀猎物，近代用于抢夺财物和殖民地，现代用于控制财富分配和流动。中国军事是自保手段，西方军事是掠夺工具；军事目的？保护自身安全和利益；军事原则？因目的不同，中国军事原则特征：明哲保身、师出有名、攘外必先安内。中国重道、西方重术，不是西方痴迷术、而是西方没有道。中国军事目标是止戈为武，对外战争是为保境安民，内部则是替天行道。西方战争观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利益是战争的根本动因。

2.实战与实训的辩证法。

实战必先实训，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打仗硬碰硬，训练实打实。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坚持聚焦备战打仗，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实战化训练，要实字当头。深入纠治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实现训练作风根本好转。各高级指挥员要集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备，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加强军事力量联合训练、联合保障、联合运用。理论的本质在于认识规律。揭示军事领域矛盾运动的基本规律，是军事辩证法的核心任务。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

3.《孙子兵法》的哲学思辨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

西方传统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家之间的生存竞争必然导致残酷斗争，一国之得即他国之失，一国之进步必造成他国之威胁，大国之间必然是冲突和战争，即所谓“大国政治的悲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华文化深谙“自古知兵非好战”，熟知“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辩证关系，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蕴藏着解决人类战争难题的重要启示。《孙子兵法》深刻反思先秦时期的社会现实，提出慎战、不战、止战。新时代要借鉴《孙子兵法》等传统优秀文化，把其中超越时空、跨越国界的思想精髓提炼出来，揭示其当代价值，彰显其世界意义。

三、止战境界：从零和博弈到共生共赢

战争实践是孕育哲学的源头之一。哲学上的积极成果都曾有力地推动过军事理论的发展。哲学思想指导了战争，战争又丰富了哲学内容。战争的残酷性使得军事哲学之花不能脱离战争实践之根太远，因而较少有经院哲学的迂腐味。

1.军事与政治是军事辩证法中一对极为重要的矛盾。

把握得好，就能实现政治与军事的良性互动；把握得不好，就可能出现“政治冲击一切”或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偏向。《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明确指出：“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维权与维稳、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注重深远经略，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坚决遏制和打赢战争。”韩信背水一战、项羽破釜沉舟等成为军事实践典范。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战争中的精神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武器装备的劣势，但却不是无限的。不重视武器装备，精神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战争中要取胜就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2.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理想。

“竞合关系”的构建。中国高铁技术输出时，没有采取技术封锁，而是通过“技术换市场”实现多方共赢。这种“止战”智慧，使中国高铁标准成为国际标准。《孙子兵法》的止战智慧，恰似在战争阴云中播种和平的种子。真正的战略家不应是战争的鼓吹者，而应是和平的缔造者；不应是胜负的追逐者，而应是价值的创造者。当人类文明能够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在竞争中构建共生体系，在博弈中创造共同价值，或许就能实现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境界--这不仅是军事战略的终极追求，更是人类文明的永恒命题。

3.智慧，不是死的默念，而是生的沉思。

传统战争总是追求最大化：大规模，大破坏。理想战争是追求破坏性最小的战争，袖珍型、可以在棋盘上进行的战争。理想战争课题的提出，为人类化解无法避免的各种危机和冲突带来了契机，在影响人类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同时也将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理性的力量究竟能否彻底征服混沌和复杂？研究军事问题，虽说是纸上论兵，帷幄运筹，但绝非为理论而理论。重中之重是要校准研究起点站位，廓清发力精进方向领域，甄别择好“解剖麻雀”的方法工具，时时处处，服务服从于“国之大者”。否则就会偏离本质，流于形式：或者坐而论道、隔靴搔痒而不得受用；或者在传统窠臼中打转转，名为革新，实则不作为；或者脱离时代、背离需求，沦为妄想臆断。必须引起足够警觉和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