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重发

                诺贝尔奖和经济学的悲哀

       这是颐翁兄压箱底的存稿。去年就该发表。一直拖到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日期之后，最后还是由我拿来发了。颐翁说，他不愿意对此事发表意见。以免影响学者们的情趣。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名单陆续出炉了。世界经济还在泥泞当中前行。这样的背景下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更加变得引人关注。美国的经济学会都是几百人上千人，光分会就是500个分会场，规模之大非常可怕，让我们无法想象。所以美国得到那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跟经济学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当然对于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济学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得奖的可能性更小。但是提到中国，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发展水平还没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人均水平更低，所以从诺贝尔奖跟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关系来看，离的就更远了。自从公认的凯恩斯理论推出以来，世界经济在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理论的指引下，前进了几十年，直至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今天。      美国89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及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罗伊德·S·沙普利（Lloyd S. Shapley）与另一位获奖者埃尔文·罗斯终于没有成为诺贝尔奖遗憾名单上的一员。与罗斯不同的是，罗伊德·S·沙普利一直走在“理论前沿”，比如经济学中经典名词沙普利值（Shapley Value）就是由他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可究竟对解决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据中国学者杨晨分析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是非常广泛的，需要很多基础学科的支撑和支持。一个真正经济学家应该能够对危机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判断，而不是在媒体上经常亮相，提出一些危言耸听的炒作性观点，一味的去博彩。比如上世纪90年代，当大家都对东亚经济，尤其是‘亚洲四小龙’欢欣鼓舞的时候，纽约的一位大学教授格鲁曼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发展漏洞，不排除一场危机的到来，果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印证了格鲁曼的观点。其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埃尔文-罗斯(Alvin Roth)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因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实践理论获得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从1994年普林斯顿大学博弈论专家约翰·纳什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前后共有5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博弈论的研究有关，其中1996年的获奖者英国剑桥大学的詹姆斯·莫里斯，随后在2001、2005和2007年的获奖者也都与博弈论息息相关。今年的获奖者获奖理论再度与博弈论学派相关，说明博弈论在业内颇受重视。可博弈论对解决当前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意义何在？不好说啊。也许是穷人与富人的博弈，或许是新兴国家与老牌市场经济国家的博弈，还是成熟技术与新创技术的博弈或是什么中国与美国的博弈等等等等。总之是博弈而已。在经济饱和状态下，拿什么来打破僵局，始终是市场经济的难题。过去几十年来主要是新技术革命不断，才挽救了市场经济的饱和性危机。而不只是凯恩斯和萨缪尔森的功绩。现在一旦衣食住行视听玩乐的新技术革命举步维艰，一旦有限的地球资源和环境被限，则危机立马显现出无法解决的困境来。经济学是人类生存的科学。世界生存不只有市场经济一途可走。这在马克思的经济学里是不难找到其答案的。可那些死抱着市场经济学不放的理论家们，那些致死也不肯承认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实现的各种学问家们，又有谁会想到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久久难以破解的局势会来的这么快呢？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早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之中了。不过对经济危机的解救方法，也并非只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一种方法。和平过渡，应当是最好的方式方法。所以马恩并没有说过一国可以实现共产主义。而是世界同时逐步实现过渡。国际歌虽是巴黎公社时所唱。但那并不是马恩的意思。马恩的学说，是从理论上打破了市场经济万岁的幻想。理论只有普渡众生，才是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啊！这就是颐翁的一贯见解。现在，北欧的高额遗产税和发达国家各国普遍给富人加税等等。都说明了什么呢？说明税收本身这个共产主义因素，正在越来越广泛的在发挥着作用。可美国富人，现在已经找到了避税的好方法，那就是各种各样名目的可以免税的基金。这就给各国经济管理者提出了全新的课题。不全面改变现行的成本核算方法和税收制度，要和平过渡到共产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世界性的产权社会化，要求簿记社会化。改变旧有的会计核算方法。这一点还是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看的明白。会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

    说到这里，就要请您去看一看颐翁的系列博文了。去年10月27日至12月7日，颐翁发表了社会簿记十论。基本上阐明了他从年轻时就一直坚持的社会簿记的思想观点。他曾企图写一部长篇巨著《成本论》可他又不愿意学马克思，为自己的思想而献身。当然在适当时候，也许会重新整理他的《成本论》大纲。颐翁有诗叹曰，

世以成败论英雄，无端献身悟蒙星。徒劳无益生吃苦，莫去地狱落骂名。

泽东已有前车见，天演时空税簿行。先见隐约托夫勒，任由宽缓理佛灵。

网上搜的资料附后    89岁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及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罗伊德·S·沙普利（Lloyd S. Shapley），终于没有成为诺贝尔奖遗憾名单上的一员。　　在2012年的获奖者名单上，这位非典型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在学术界人们往往认为他的成就是基于数学的博弈论研究——与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共同出现，由此，这位此前在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学者，开始被普通人所知，虽然多数人依旧看不懂他的理论研究。

　　 “我自认为是个数学家，而这个奖是经济学奖。”在获知得奖后，罗伊德·S·沙普利对美联社（AP）表示，“我一辈子没有学过经济学课程。” 　　 与另一位获奖者埃尔文·罗斯不同的是，罗伊德·S·沙普利一直走在“理论前沿”，比如经济学中经典名词沙普利值（Shapley Value）就是由他提出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而在博弈论的大本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罗伊德·S·沙普利则被公认为博弈论奠基人冯·诺意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滕（Oskar Morgenstern）的传人，是合作博弈领域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而尤为要提出的是，这位老人与中国有很多渊源。在他早年在哈佛大学本科学习期间，便来过中国与中国军民并肩抗日，还因为破译密码立功受奖，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商务系教授、硕士生及博士生导师王则柯将他评价为“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的一位老战士。”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已经成为学术领袖的他，也多次来华讲学，用他幽默风趣的语言把枯燥、严谨的研究成果与中国学术界分享，给参与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德国大文豪歌德的《浮士德》里面有一句话：“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而王则柯教授则戏称，对于沙普利这位九旬老人，“幸亏他足够长寿，不然的话，我就要送给他理论之树常青这句话。”

60年学术路　　罗伊德·S·沙普利于1923年6月2日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这里是两所世界著名大学哈佛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所在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获得诺贝尔奖约800余人中，有140多位与这两所学校有过联系，因此这个城市也被视为世界高等教育及研究的模范城。　　沙普利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这个家庭具浓郁的理工学术氛围，这显然是奠定和影响到沙普利一生发展的方向和志向。

　　 1943年，20岁的沙普利进入了家门口的哈佛大学。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考入哈佛大学的同年，沙普利便作为中士来到中国成都服役。服役期间，他因破解气象密码获得铜质勋章。当时尚未接受大学教育的沙普利，已经在数学方面呈现出天才般的潜质与才能。二战结束，沙普利返回校园，于1948年取得数学学士学位。

　　此后，沙普利的学术生涯便与兰德公司和加州大学这两个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刚本科毕业的他，就进入了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工作一年后，他赴普林斯顿大学学习，于1953年获得数学博士学位。1954年他再次加入兰德公司，并在那里工作到1981年。1981年，沙普利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直至退休。

　　在持续超过60年并依旧在延续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沙普利对数理经济学和博弈论展现一贯的坚持和兴趣。也因为此，他在该领域被认为是继1940年代的纽曼（Neuman）和摩根斯坦（Morgenstern）之后最出色的学者。　这也成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理由。在瑞典皇家科学院的颁奖词中说，沙普利的算法确保了“稳定的匹配”，并成功“限制了介绍人操纵匹配过程的动机”。　　沙普利对博弈领域的贡献远不止此。他的随机对策理论、Bondareva Shapley规则、Shapley-Shubik权力指数、潜在博弈论概念、umann-Shapley定价理论、Harsanyi-Shapley解决理论、Shapley-Folkman定理等亦有重要学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