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诗歌之上
撰文/董喜阳

    诗歌是薪火相传的古老艺术，更是超越国界、种族、信仰的伟大艺术。如今，再没有人去考虑缪斯女神的出身、性别，乃至国籍。为什么？尽管我们一直说现代诗是西方的舶来品，我们在模仿，在借鉴。实际上，现在的诗歌已经完成了精神突围，迎来了“大同”。
    东西文化的融合，让我们很多人成为了文化多元论者，比如诗歌。当迥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基因和艺术分子相互抵牾、碰撞、私语，甚至是联接，我们诗意的世界正在发生悄无声息的变化。诗歌表面华丽的外衣随风而去，露出尖锐而明朗的内核。这要求，我们的诗歌创作不应该再是简单的描摹自然，对物谈情，应该从形而上进军宇宙，探索诗意的本源。
    我喜欢这样说，把自我的诗歌创作比喻成一条自省的内陆河——自己是自己的源头，自己是自己的归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站在诗歌之外写诗，从诗性蔓延的外围迂回。由里到外，做一个“新造的人”。尼采说：“要真心体验生命，你必须站在生命之上。”难道诗歌创作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旁观者清”是一句老话。诗是语言、意象、修辞的艺术，我们的诗歌创作既要站在意象之外说话，又要跳出诗歌之外说话。它不再是惊觉的修辞，或是诡异的色彩，它应该是时间与物质，山川与自然的呈现。月亮、星星、天空、大地、山川，以及山川中的动植物们都是我们诗歌创作的听众，在精神的“小我”、“自我”之外，建立一个“超我”，一个不容忽略的精神元素，让诗性渗透的标靶。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浮躁的社会与喧嚣的现实，很多诗人匆忙地走进诗歌，在其中鹦鹉学舌。我们终究要摆脱邯郸学步的时代，向我们尚未成熟的青春期告别。近来读帕瓦龙诗选《站在远处看自己》让我身临其境的感受到了“愉悦的自我”。空气的日益粘稠，重金属气味的弥漫，我们的阅读口味变得极为挑剔，也极为荒唐。这本诗选让我们远离浮躁，对待真诚的自己。它和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诗歌是一种信仰，在我们习惯之外的“第一上帝论”之外，有人说，诗人是第二上帝，他在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在创造另一个世界。高尔基说：“写作吧，写作就好像你是在裁决正义和非正义的案件之间的一个证人。”由此看来，我们的写作是精神的，物质的，宇宙的，时间的，更是无限空间的存在。
    一首诗里应该有什么？孔子、老子、庄子的学问，杜少陵、陆放翁、辛弃疾、苏东坡的诗文，孙子兵法乃至黑格尔的逻辑学都融会贯通。哦，是的！可以有书法、绘画、戏剧、音乐、美玉、瓷器、木雕、奇石等；可以在诗歌里莳花弄鸟，善交朋友，探幽思古；诗可以让心灵被冶炼得纯净、滋润、脱俗，融化古今。前提：站在诗歌之上。

     纵观吉林地域诗歌的创作和呈现的业态，给予了我们诸多惊喜与慰藉。比如见闻诗歌的沉稳与洗练；于德北诗歌中夹杂的小说与戏剧元素，既清新又诙谐；杨树的婉约与抒情；阿未的缓慢叙述与生活细节的舒展；宋敏、左手、董小语等女性诗歌中的“大情怀“与精神突围；于柏秋与赵雅君诗歌中的诗性探索与技巧的闲转，以及张百良、孙玉平诗歌文本中的浓烈的乡土意识与以小见大，这些文本的创作是吉林地域诗歌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
    站在诗歌之上，是境界，超拔的人生感悟和宏丰的涉世经验；是寡淡，风雷隐隐的冲和与宠辱不惊的宁静。“听鸟说甚，问花笑谁？”大抵是这个境界的感悟吧！
    站在诗歌之上写诗，读诗，造诗，就要有曹操的胸怀和洒脱——我想起曹操的一首诗，叫做《对酒歌》，近2000年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诗人，对社会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宏伟理想：“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

                                                                       2014．8.21 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