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喜阳：行走于纯度写作的诗人

 撰文/ 向美林（东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

    20 世纪80 年代是中国新诗风起云涌的时代，朦胧诗派、他们诗群、知识分子写作诗群等等流派、潮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董喜阳就诞生于这个为诗歌热血沸腾的年代。当时间的轮滑在不受人们的控制中有节奏地滑行，新诗那无以取代的辉煌成了众多人心中一个回忆。于是到了今天董喜阳生活在这个诗歌已经隐匿于各种纷繁复杂门类中的时代里，但骨子里对诗的钟情以及被诗魅力的吸引让他坚持着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用诗书写着自有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生存的体悟。

                        那份隐秘的负担

   “经历是埋藏在心底最隐秘的负担”，这是董喜阳对于经历如此解答。童年时期，其他同龄人正在无忧无虑地玩着跳房子、打泥巴的游戏，对于喜阳来说，他却正和姐姐在妈妈的带领下走在从这个家换到另一个家的无限循环里，这个循环没完没了。等成年后，这份永远在迁徙、无法稳定的记忆成了他隐秘的负担，不愿轻易提起，却又无法随便尘封在岁月里，同时这份隐秘的负担在过往的岁月里积淀成了他血液中的一部分，渴望自由、诗意的行走，与另一种渴求安稳、追求生命的饱满的身份牵扯着、斗争着，就像他诗里的那“繁茂的森林和光秃的坡地，闯过他们遗憾越来越小”一样，相互矛盾，却又相互依存。

    董喜阳正式写诗，是在大学期间，而我们说如果人生能像文学作品一样打断语序、来一番插叙、倒叙，看一遍自己的过往，然后再重新插进一丝色彩或许会无与伦比的美好，生命只有一次，写作的起源点也只有一次，但是这一次可以在必然中带上偶然，他的写作生涯来源于偶然以及无意识中的必然，这份无意识积淀于其父亲的文学情结。读小学时，恰逢语文老师是父亲好友，时光匆匆，但记忆却可以铭刻，语文老师铭刻的是董喜阳父亲文学造诣，“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理念让语文老师花了数倍的心血培养董喜阳。

    这份细心栽培触发了董喜阳对文史哲的兴趣，当其他同学做着游戏的时候，董喜阳正翻阅着古典文学和金庸、古龙、柳残阳、卧龙生的武侠小说，在这个充满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和侠气的氛围里，他比较着当一阳指碰上小李飞刀时，到底是一阳指点碎了飞刀还是飞刀化了一阳指，并且在这样的学习氛围里他养成了随时做笔记的习惯，这个习惯为他以后广涉诗歌、绘画、书法领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97 年，董喜阳的处女作在《希望周报》发表，当老师将20 元稿费和署有董喜阳名字的《希望周报》样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郑重地递给他时，他感受到了从教室各处散发最终聚拢到他身上的那种羡慕敬佩的眼光。他说这份瞩目在多年后的现在，自己编辑《诗歌月刊·下半月》时再现了。

　　时光流转，董喜阳真正想成为“诗人”的梦来自于当年的一本畅销书——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那空灵柔美的文字，无拘无束与散漫自由的文风，游历各国的阅历所带来的生命存在感让董喜阳第一次开始规划起自己“想做一个行走天下的吟游诗人，寻找自己生命坐标”的未来。

                             诗里透出的那一缕阳光

　　东北这片黑土地以其神奇的力量养育了一批批具有独特气质的文人，他们吸取着黑土地所带来的营养。生长于九台，辗转于长春、四平、沈阳、深圳、广州、武汉等地方，对刚过27 岁生日的董喜阳来说，这一份漂移的经历使他的生活阅历相比很多人来说是一份无法衡量的精神财富，让他发现诗意的灵魂，也试图用他关注现实的心、眼发现人间百态。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异情景，就像鞋里面那粒磨损着脚的坚锐沙粒，触疼了董喜阳的心，因此他用诗去陈述现实，让“文字替灵魂说话”就构成了他精神诗学的场域，因此在他的创作中自然地把自己体味到的人生隐秘的真情内转成他诗歌的精神场，然后用现代主义诗风呈现，正如他所说：“我的诗歌文本就是对这些生存元素的赞美与批判，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描摹与反思。”

　　董喜阳喜欢并深受影响的诗人当属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诗歌作品和精神内涵，诗意之路和反叛精神，还有他在诗歌里呈现出来的真实的人性。”诗歌理念在董喜阳的诗歌生涯中影响至深，但又有着自己的诗歌主张。

　　如在董喜阳《站在云端仰望，低垂的天空》系列作品的《怀疑论》中，“其实，我可以站在酒杯里为你歌唱/ 不管声音是否割破了黎明，抑或是傍晚/ 我可以玩游戏，在一滴菜汁里思想，假装愤怒/ 规则是毒蛇，是水蛭，是阳光下崩裂的深渊/ 吞噬我的死，在死里面埋葬积木，那里像天/ 在烟卷里行走，行走的想法太冲动了/ 方向已经辨别不出真善美，甚至自己读过《三字经》/ 烟圈在腐蚀，在糜烂，然后是舌头，木鱼和念珠……”诗人用满腔热切之心控诉世界的一切，怀疑一切，批判一切。诗的前两句用充满力量的语言宣告着，我可以为你做这一切，即使我处在醉眼迷离之际，即使我的声音或许会震颤了人们的安静，我也可以陪你玩一场游戏，即使这个游戏的规则是要人命的毒蛇、是吸人血的水蛭，是照不进阳光的黑暗，在这个颠倒的世界里抛弃我们曾经宣讲道德的《三字经》、忘记维护世界美好的真善美，诗里用具有鲜明的“恶”的意象来架构整个诗意，使全诗充满着想咆哮世界的张力，大有《恶之花》里的象征意义。结尾的突然一转，却表现在诗人的骨子里，想找到一个突破口，想去改变这个局面，代表着纯净、美好的“故乡庄稼和洼地”拯救了诗人的灵魂。

                           魂牵梦绕的精神故乡　

　　寻根是诗人的永恒话题，卧轨自杀的海子希图找一间“只愿”面朝大海的房子，而代表着富饶、生之源的“麦地”成为他诗歌里回到“精神故乡”的母题，鲁迅用他的笔描写社会现实时，显得尖锐而刻毒，直揭社会的黑暗和阴暗面，但是当描写到童年的故乡时，他的笔像在描绘着五彩的童话一样，唯美而柔和。寻根之旅是诗人的一个常态，地域的认知是在记忆深处的血脉传记。

　　正如董喜阳所说：“我的诗歌之根和吉林本土地域诗歌紧密相连，东北大地文化的豪爽、旷达、自由与宽广铸就了地域文化的粗粝、大气与骨子里的真实气势。怎么样以一个文化人特有的精神姿态进入吉林省的文化精神谱系，在坦然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渗透与参与，是我努力与坚持的方向。”深受东北地域文化影响的董喜阳乐观、热情，他的诗用意象、精神组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即使生存于夹缝中，也能看到一缕阳光，生命的过程是艰难而曲折的，通往的那条道路却因为东北汉子的豪迈而显出一份希望。他了解“相对青天白云/ 生活中，总被物质捆绑的设想/ 是如何逃脱肉体的辖制”这种生活的无奈，试图争脱，“我不想进入/ 完美的工业文明，不想让参与的勇气陈列/ 以虚构的口吻说话”，诗是人生世相的反照，当你行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就不能完全地独善其身，因此董喜阳了解这个世界精神的捆绑和束缚，也无法拒绝进入工业文明，但是在诗里，他却用自己的信仰照亮光明。

                              诗的时代永远继续

    赫胥黎则在《美丽新世界》中说，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波茨曼继赫胥黎之后在《童年的消逝》中说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而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如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和快捷的生活……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科技产品快速更新，连带着我们的思想也在多种选择的快餐时代，显得疲惫不堪，20 世纪80 年代人人写诗爱诗的热潮也在不经意间除了留下一份难舍的记忆之外再不见其他。那么现代新诗是不是走进了无法言说的“边缘化”境地呢？诗意的栖息所承载的内容日渐稀薄，“诗歌进入边缘化”、“人们不再读诗”已经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一个常态词语。而在有过网络写作经验的董喜阳看来，自己或许没有赶上当年诗歌繁荣时光，相比其他“80 后”诗人来说，真正进入诗歌圈“迟了许多”，但“所谓诗歌边缘化，可能是因为大众的审美旨趣和审美形式多样化了，各种文艺体裁样式的出现和兴盛似乎遮蔽了传统诗意的光芒，但我觉得本质上诗歌并没有边缘化。”

   “文以载道”的思想是众多文人的一种集体情结，而“诗言志”所体现的内心驱动因素更是诗人们意识下面的那一座深埋海底的冰山，在现代文坛上依然有一庞大的群体用自己的方式行走在诗的王国里，依然有一个群体在内心“诗意”的驱使下进行着创作，诗继续承担起“诗言志”的功能。让诗人坚守自我，持守对真实生活换装后的还原。诗歌边缘化只是被更多事物所遮蔽，而诗人的内心情结才是更大的驱动力，正如董喜阳所说：“诗歌太兴盛的时代并不一定是国运昌盛的时代，反之亦然。”

　　诗歌在“80 后”诗人董喜阳的眼中，依然以其独有的魅力绽放在现实中，只是因为目前有众多的选择，而让人们看到诗歌的位置似乎在缩小，诗和其他艺术一样，是人生世相的反照，它更是人生精神世界的投射，因此诗不管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都不可否认它具有基本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而这份自然属性就决定了诗本身具有的那一份美丽。

                                  结 语

    在诗歌的热潮逐渐失散的时刻，董喜阳却像一枚具有爆发力的新星正在冉冉上升，他的第一本诗集也是现代化科学产物——概念诗集正在筹划中，我想当这本概念诗集上市的时候，就像他对一首好诗的定义“把中国的‘浑厚、含蓄、洗练、空灵’和西方的‘生命、语言、意象’相互融合得好的”一样，他的诗一定会给更多的人带来一种阅读上的愉悦的感觉和精神享受，一种回味无穷的宁静的时间……

                             刊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14年第2期“特别策划之吉林青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