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到茶糜花事了

要找回自己，就要找回心灵的自由，不要让取与舍之间永远是牵挂和遗憾。等待，是一种酸痛，然而对于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它又是一种深层的幸福。柔情等待，是怎么样一种微妙的感觉。思念，是怎样一种欲罢不能的甜蜜与苦涩？翻阅郁达夫的情感日历，你会发现，婚变，已经成为一个大文人生命里不可暗示的神谕。

在爱情中你可以是你自己，但在婚姻中你不可以是你自己，磨合的意义就在于心甘情愿的为对方付出和改变。

爱情的浪漫抵挡不了婚姻的柴米油盐，也许这就是王子与公主的童话都结束于“他们从此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这让我们不约而同的想到了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婚变故事。

王映霞曾说：“我认识郁达夫时才虚岁二十。”那时的王映霞居杭州四大美人之首，坊间流传一句话“天下女子数苏杭，苏杭女子数映霞”。

与郁达夫的相识，不知道应该说是她的幸，还是不幸。

1927年，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郁达夫穿着妻子孙荃从北京寄来的新皮袍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王映霞。他的心，被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扰乱，掀起一片波澜。

王映霞，本来姓金，并不姓王。其母娘家姓王，外祖父叫王二南，是当时杭州的名士，因其母亲是独养女儿，王映霞父亲死时，她才12岁，外祖父见她聪敏又漂亮，就把她收在身边，改姓王，名旭，字映霞。从小跟着外祖父，受他的熏陶，王映霞打小喜欢古典诗词。才情加美貌，应该说郁达夫对王映霞是一见倾心的。
　　这一天，郁达夫本来是来看望孙百刚的，但一见到王映霞，便把孙百刚夫妇抛到一边，和她天南地北地侃起来。他们无所不谈，话匣子收都收不住。到中午时，郁达夫坚持请孙百刚他们三人吃饭。他要了辆汽车，一行人一起来到南京路的新雅饭店，共进午餐。席间郁达夫频频向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举杯相邀，他自己更是开怀畅饮。饭后郁达夫还请他们看了部美国影片。傍晚临别时，郁达夫用日语对孙百刚说：“我近来寂寞得跟在沙漠里一样，只希望出现一片绿洲。你看绿洲能出现吗？”孙百刚一听就猜测出他是看上王映霞了。

那天，回到家，郁达夫在日记中写道：“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暧，我真想煞了霞君。”

自此以后，郁达夫经常找各种理由，邀请王映霞去餐厅吃饭、看新上映的好莱坞影片，他的热情兀自燃烧。

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是慕名已久，她读过他的《沉沦》，甚至她都不相信会在平凡的世界里见到他。面对郁达夫的追求，王映霞心里很是矛盾。她是仰慕他的才华的，然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是一个很难跨越的心理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郁达夫在乡下已有家室，高傲的她，自然不会屈身做妾室。她的身边，并不缺乏条件优秀的追求者。

考虑到现实境况，王映霞一直迟疑不决。郁达夫开始不断的给王映霞写情书，借此表露自己的心迹，有时，甚至一天两封。

他在书信中承诺：“一切照你吩咐做去此心耿耿，天日可表。对你只有感谢和愉悦，若有变更，神人共击。”

终于，在郁达夫的情书轰炸下，王映霞动摇了。一首“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令他俘获了伊人的芳心。

王映霞回信，说：“我也爱你，之死靡他……”

1927年6月，杭州西子湖畔，在朋友的见证下，王映霞和这个中年浪漫文人携手步入婚姻生活。

婚后，两个人在上海度过了一段温馨融洽的日子。出身名门的王映霞，放下大家闺秀的身段，学习洗衣、烧饭，努力扮演好妻子的角色。郁达夫患有肺痨，为了照顾好丈夫，她每天都会炖各种补品，帮他调养身体。而郁达夫用笔记录下生活中的点滴幸福，取名“日记九种”，刊登在报纸上，向世人宣告婚姻的美满与甜蜜。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在杭州，郁达夫每天读书、写作，闲暇时，和妻子漫步于西湖，看荷花随风摇曳，湖边丝丝垂柳倒映在水面上，夕阳将两个人的影子，拉长，变短……夫妻二人一度有着“富春江上神仙侣”的美誉。

第二年，郁达夫在西湖边上买地，着手打造自己的住宅。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由他自己设计，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彼时，作为风雨茅庐的女主人，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所以，郁达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

5年平稳的感情，迎来子女的相继出生。表面和和美美的生活，掩盖了平静岁月中潜伏的暗涌。

岁月静好，不是王映霞想要的生活。她原本是习惯于活在大家的注视和赞美之下，为了爱情，她暂时回归于琐碎的生活。当感情变淡之后，她还是要做自己的。一如郁达夫所言：“王映霞奉行名媛做派，布衣暖菜根香，本非她的理想人生。”

疏于交际应酬的郁达夫，逐渐心生不满。为了避免不快，郁达夫经常借故在外逗留很晚才回到家中。

1936年，传出了王映霞和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绯闻。郁达夫从外地回来，在家中发现，许绍棣写给妻子的三封情书。两个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王映霞索性离家出走。气急败坏的郁达夫，第二天，在报纸上刊登“警告逃妻”启事，将王映霞出轨和离家出走的事情，公之于众。

一直到朋友出面劝说，念及家庭和多年的感情，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私下写了一篇《悔过书》，二人才勉强和好。这件事对婚姻的造成裂痕，却无从修补。吵闹和猜疑成为了家常便饭，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曾经互敬互爱的日子。

除了胡蝶，其实戴笠和王映霞也有段不清不白的暧昧关系。上世纪90年代初，郁达夫的生前好友、著名诗人汪静之撰文透露了一个秘密，说王映霞曾在武汉为戴笠打过胎。

这一切都成为了他们二人婚姻嬗变的因由。但为了使婚姻维系下去，郁达夫接受新加坡一家报社的邀请，带王映霞到新加坡工作，远离杭州的风风雨雨。

然而，郁达夫为婚姻所做的努力，并没有成功。身在异国的王映霞日日思念家乡的亲人和朋友，情绪反复无常，经常借一点小事和郁达夫吵架。一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恼怒的郁达夫在报上刊登《毁家诗纪》19首，向世人道出了王映霞红杏出墙的原委。

12年的婚姻，最终在新加波惨淡散场。

昔日西子湖畔的神仙眷侣，终成一对怨偶。

这之后，两个人各自辗转。郁达夫对她旧情难忘，曾想过重归于好，一句“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借子女之口，道出了对王映霞的思念。然而，王映霞去意已决。

1945年，郁达夫在印尼半岛的苏门答腊，被日军杀害，终年49岁。生前，曾迎娶一名华侨女子何丽有。

王映霞也于1942年嫁给一位富有商人，她晚年在自传中说：“如果没有前一个他，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我的后半生也许仍飘泊不定。”

时光荏苒，他和她的故事已落下帷幕。原来，爱到荼靡，竟也是如此苍凉。

                                                                                        20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