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出现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和《诗经》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史的源头。

“楚辞”之名最早见诸于西汉武帝之时，并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中写到：“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汉书·地理志》有言：“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茂，故世传楚辞。”“楚辞”最基本的含义是指战国时代南方楚地出现的一种新的诗体。宋黄伯思《冀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陈振孙《直摘书录解题》卷十五《楚辞类》引）“楚辞'作为一部专著的名称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楚辞仅是草莱未辟，鳞爪突现，散篇囗什杂见古籍。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曾给《离骚》作注。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司马迁有提到屈原作品，也只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这几篇，直至西汉末刘向编校群书，才把屈原、贾谊等人作的楚辞，加之自己所作的《九叹》辑选成册，取名《楚辞》。这样《楚辞》遂成为了一部诗歌专著的名称而流传于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步文人诗歌集。

通过相关学习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屈原的诗歌创作，如以《九歌》、《招魂》、《离骚》、《天问》等为代表的楚辞作品中，在内容上及某些特定的方面，无不透露着鲜明的楚地神巫文化的烙印。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遗传和变异的属性，进化和传递的功能。所谓楚巫文化顾名思义就是楚地神巫文化。神巫文化是一种以巫术为主要手段并以某些特定的内容的民俗文化，是原始文化在文明社会中的遗存。神巫文化包含了宗教、艺术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除了在部落中具有凝聚族人的作用，还在客观上起到了文化传承的作用，或者也可以说是以娱神为主要特征的《楚辞》中的相关作品，成为了统治者劝善教民的工具。这样的神巫文化中，巫术往往利用和凭借某些神话而施展，神话又借巫术得以生存和流传。可以说作为原始宗教信仰的巫术是对神话的消极利用和延伸，而作为“不自觉的艺术方式”而存在的古代神话，又往往给巫术活动带来了某种文化、文学色彩。当时的楚地巫俗、巫文化正是这样吧。

因此，对于楚国文化的研究，有人概括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下》）。对于这一点，据史书记载，在当中原文化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鬼，重淫祀”巫风的蔓延，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如楚灵王，史称其“简贤务鬼，信巫祝之道”，当吴人来攻，国人告急之时，犹“鼓舞自若”，不肯发兵。（《新论·言体论》楚怀王亦是“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最终为秦所败。（见《汉书·郊祀志》）甚有，民间巫风更为盛行。《汉书·地理志》及王逸《楚辞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的风俗。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而写作的《招魂》等一系列带有楚巫文化特色的诗作。甚至《离骚》这篇代表作的构架，由“卜名”、“陈辞”、“先戒”、“神游”，到“问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楚地盛行巫教文化，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了浓厚的神巫色彩。同时，楚人信神好巫，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因此，直至屈原时代流传和保留的神话是比较多的，屈原的诗作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楚辞》的形成有一个成因就是楚巫文化。

《楚辞》的产生与楚国民间武术文化关系密切，对其的形成有几个方面的直接影响：1.《九歌》就是在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2.祭神仪式中，巫师装扮成不同的神祗，载歌载舞，这样神秘浪写恶咸降神。3.民间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九歌》中的神鬼，《离骚》中的天界，都足以证明。

在《楚辞》的部分诗作中，也很容易找到这一点。

屈原的《九歌》就是在吸取楚地民间的神话故事，并利用祭歌的形式写成的一组光彩陆离的抒情诗。而它明显是一组祭歌，是屈原在民间巫歌的基础上改编加工而成的，有着浓郁的楚巫文化特点。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九歌序》中已指出 ：

“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

这说明《楚辞》与巫文化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九歌》正是以明确的巫术祭歌“身份”，成为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的突出代表。对于《九歌》中精华篇中的情节，朱熹《楚辞辩证》说：“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哥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诗中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并且在《九歌》其它诗中描写神巫扮做群神形象进行歌舞，把自然之美与人的情致借助这种通俗化的巫文化合二为一，将其表现的淋漓尽致。“香草美人”同时也是《九歌》中相对重要的一部分，作为诗歌象征手法，是屈原的创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与楚地神巫文化也是紧密相关的。

《九歌》的基本情节是“人神恋爱”，往往以人神爱恋的成功来象征祭祀成功，而现实中人神交接的艰难，使得《九歌》充满了悲剧色彩。恰此，香草作为一种献祭或巫神相互取悦对方的饰物，虽在表层意义上是一种追求爱情的象征，而它的本质又暗示着宗教性质的诸种情境，即它的本质与楚地巫文化的相互渗透。《文心雕龙·辨骚》中说道：“骚经九章，朗丽以哀老;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从《九歌》这些作品中，能使其得以如此之高的评价，我们不难发现巫者盛饰和《九歌》中的“香草美人”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的。并且巫灵衣着多以香草饰之；因此“草木”便是《九歌》中传达意象的重要因素，也因此可以得出皆与香草可去凶趋圣的推论吻合，足以证明“香草美人”本质上所具有的其巫术文化的背景存在。邱宜文在一文中说道：楚地巫风炽盛，“美要眇”而“宜修”的巫，和具有神圣性而高洁的若干草木，在人们心中留下普通印象是合理的；屈原的作品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感，就表示他的思想和作品和内容是得到楚人强烈认可的，因此他的创作素材----香草美人的使用，绝不会脱离当时的楚地风俗，以及人的感受。而在当时“信巫鬼，重淫祀”的楚地，也许找到了“香草美人”的真正来由-----巫风，而《九歌》正是诗人借用巫俗，巫歌而创作出的杰出作品。

《楚辞》中的《招魂》一诗，更是直接的效仿楚地巫觋招魂的形式而写成的，其从更加直观的角度描述出了《楚辞》与巫文化的具体关系。观察其诗中对上下西方的描绘，充满了奇异的神话色彩，其从素材到形式及至诗句的句形等方面，都深深地打上了楚地神巫文化的烙印。同样，“香草美人”也是《楚辞》中代表作品《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也是相通的地方。《离骚》是屈原叙写自己的政治遭遇和倾诉自己爱国情怀的政治抒情诗，但在构思和全诗的结构上却十分奇特。作为诗人本身的形象，就似乎具有神性，带有神话色彩。诗中写为了显示身心圣洁，他“取江离，薜芷为衣，纫秋兰为佩；并朝饮坠露，夕餐秋菊；步马兰皋，驰止椒丘。”还有诗中诗人向重公示陈词两次向神巫问卜，多次上天下地神游。其中不仅吸收了许多神话人物，神话故事，而且有接与宗教巫事活动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本诗的文理结构来看，也正是由这种带有巫事活动的形式连组而成的。

屈原的作品中独具特色的长诗《天问》，由于诗人采用了大量的资料， 以至于这首长诗成了研究中车古代神话的重要文献。有人对《天问》的这一写诗形式产生了兴趣，推测是否与古代巫术文化中的“卜问”形式有关，倘若有资料证实，那么《楚辞》与楚持神巫文化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没有了古楚的工作术和神话，楚辞的艺术形式及内容上所表现出的某些重要的特点将也会困此不覆存在。

通过以上分析，我只能严谨的说，楚巫文化在楚辞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大影响，是其形成的一个原因。有人因《楚辞》中有巫文化色彩而针巫文化定为《楚辞》的唯一来源是不对的，因此而忽略了楚辞不过是一种较为显著的地方特色文化，它的根依然深深根植于中原文化的肥沃土壤中。日本学者藤野岩友把《楚辞》称为“巫系文学”，对于这个观点，在汤漳平与陈老(子展)的谈话中有明确的回答：楚地有“巫音”，楚人信巫， 这是有记载的。《楚辞》中的一些作品受到“巫风”文化的影响很大，像《九歌》、《招魂》、《卜居》等，但这是从文学作品的源头上说，可以说这些作品是仿巫音的作品，但不能因此 把它说成是“巫系文学”。我们从《楚辞》的诗中分析，《九歌》、《招魂》、《大招》，的确属巫歌性质；《离骚》、《卜居》、《惜诵》从内容上讲，与巫术文化关系不大；《天问》、《远游》只是假借神话传说表现一种思想，与巫术无关。因此，《楚辞》中和巫文化有关被称为“巫歌”的作品并不多，则也不能因此就说《楚辞》为巫术文化，来增加《楚辞》和楚地神巫文化的关系。

正因为如此，我得出《楚辞》只不过是走出祭坛的文学，是以当时流行或说是比较普遍的文学形式（巫歌）和表现手法（巫术文化）来表达出诗人所要反应的情感，应以当时的时代背景，楚地神巫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借助“巫”这个当时人人都认可的形式所想要表达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楚辞》是依赖于楚地巫文化得以扎根，萌芽，成长，流传至今。在当时楚巫文化外衣下的保护，对《楚辞》的发展及流传起到了客观上的积极作用，这一点也是应该值得肯定的。总之，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楚辞》的形成，楚地神巫文化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与神巫文化的联系在这一点上，众多的学者应该是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