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义修辞学论纲(一)

引  言

 不同的修辞学家，在不同的语言观指导下，用不同的修辞观、不同的方法论、不同的学术眼光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建立不同的修辞学体系。如：

 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初版大江书铺 1932年），把修辞学的任务概括为总结修辞现象的条理和修辞观念的系统；提出了“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的修辞原则，建立了以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大分野为纲的修辞学体系。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初版天津人民出版社 1963年），是以语言因素与修辞、修辞方式和寻常词语艺术化、修辞和语体为框架，以语音、词汇、语法这语言的三要素为基础，以变通为中心，联系现实语境，以达到美好的表达效果为目的而构建的一个修辞学体系。

 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是力求遵循科学的最简单性原则”（《修辞学通论·前言》），在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前提下，以“三组核心范畴：四个世界——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及一个原则——得体性原则构建的一个理论体系”，（聂焱主编《三一语言学导论·序一》）被修辞学界称为“三一”体系。这一体系的结构模式可分为三个主要板块：一是语言观和方法论，由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三组核心范畴构成；二是修辞本体论，由同义手段、语言环境和得体性原则构成；三是修辞手段论，由修辞格和语体、风格构成。

 虽然，吕叔湘在《我对“修辞”的看法》中说：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少是同义）词语之间，各种句式之间，各种篇章结构之间，各种风格（或叫做‘文体’、‘语体’）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最适合需要的，用以达到当前特定的目的。”（转引自王希杰《修辞学通论》257页）不少学者也都认为，修辞学其实是研究为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对同义手段进行选择的一门学问；虽然，王希杰认为：“如果说全部修辞学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同义手段说，同义手段说就是修辞学的全部，这也并没有什么错儿。我们完全可以在同义手段说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323页）并且在《汉语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论》也以专章对同义手段作了阐述，尤其是《修辞学通论》阐述得更为详尽深刻，但没有建立较为完整系统的同义修辞学体系。虽然，有李维琪、王玉堂、王大年、李运富的《古汉语同义修辞》（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同义手段为纲建立了一个修辞学体系，但那仅仅是关于古代汉语的。总之，中国修辞学界至今尚未见到一个兼顾古今汉语的同义修辞学体系。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同义手段选择的结果。修辞是一种行为，自然也要选择表达方式，即选择相同或相近意义的不同的表达形式，即同义手段。修辞与同义手段的关系可用这样的话来概括：修辞的目的就是选择同义手段以提高表达效果的意图，修辞的过程就是选择同义手段的过程，修辞的结果就是选择同义手段的结果，即话语形式。如果没有同义手段，就不存在对同义手段的选择，如果没有对同义手段的选择，就没有修辞活动，如果没有修辞活动，就没有话语，没有话语，就意味着人类没有言语交际活动，这样一来，就连人类也不存在了，何谈修辞学。可见，修辞活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如何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恰当地选择和运用同义的语言形式。如果说，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学问，那么，“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实质上是一个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语言变体的选择问题。所以，修辞学的对象就是同义手段或语言变体的选择问题。”（王希杰《修辞的对象及其他》载《语文研究》1981年第2期）因此，以同义手段的选择为纲，建立一个兼顾古今的修辞学体系，即同义修辞学体系，就是应该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笔者将试一为之。

 笔者试着建立的同义修辞学体系的主体框架由四大块构成：（一）各种各样的意义；（二）“义”“形”关系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三）多种多样的同义手段；（四）同义手段的选择。

一  各种各样的意义

 奥地利阿德勒说：“我们所体验的，不是单纯环境，而是环境对人的重要性。……我们一直是以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它。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经过我们解释之后的东西。假如有哪一个人想脱离意义的范畴而使自己生活在单纯的环境之中，那么他一定非常不幸——他将自绝于他人。”（阿德勒：《让生命超越平凡》西苑出版社2003年1页）

 可见，意义对人生的重要性。“意义”问题是诸多学科都关心的问题，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交叉点，更是语言学无法回避而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只要涉及到人类的交际活动尤其是语言交际活动，就非得涉及到“意义”。修辞学研究同义手段的选择，必须先从“意义”开始即只有在搞清“意义”的基础上，才能搞清“同义”；只有在搞清“同义”的前提下，才能谈到“同义手段”和对“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

 有人打比喻说，语言即是一个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碗，不但包括实的碗壁，而且包括虚的碗中，虚的碗中和实的碗壁一样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把广义的语言理解为包括语言系统和言语，那么语言系统就是碗壁，就是一个结构，它只具有确切的意指功能，它的意义就是语言意义；言语就是虚的碗中，它具有表达功能，它的意义就是言语意义。于是，意义首先可区分为两种：语言意义和言语意义，这是对意义的最重要的区分。

 （一）语言意义

 语言意义是客观世界在一个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中的概括反映，并且已经和特定的语音形式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是历史地形成的，是抽象的，一般的、相对稳定的、个人无法改变的。如果从语言单位上来分，它就主要指词语意义、句子意义等。语言意义是语言系统的字面上的意义，它是静态的。如果从意义的构成上看，语言意义主要是指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如：

大地——词汇意义是：①广大的地面。如“大地回春”，“阳光普照大地”。②指有关地球的，如“大地测量”。语法意义是：名词。

而已——虚词，只有语法意义：助词，罢了。如“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在词法学中，把词根据其语法特征分为不同类别，每一类别就是一种语法意义。根据能否充当句法成分，首先分为实词和虚词：前者是能够充当句法成分的词，后者是不能充当句法成分的词。在实词中，又可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区别词、数词、量词、副词、指代词、象声词、感叹词。如名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名称”；动词：“表示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变化、有无等”；形容词：“表示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等”……这些都是实词的语法意义。在虚词中，又可分为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如介词：“同名词性或谓词性词语组成介词短语修饰限制或补充谓词性词语”，还可分为一些下位意义类：①表时间、处所、方向；②表方式、方法；③表对象、范围；④表原因、目的；⑤表处置、被动；⑥表比较、排除等。这些都是介词的语法意义。

 句法学是研究语言符号之间结构关系的学问。依据结构，把句子首先分为单句和复句。单句中有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主谓句根据充当谓语词语的性质，又可分为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名词性的等，每一类又有下位分类；非主谓句还可分为短语型的和独词型的，每小类还可有更细的分类，这些不同层级的类别都是单句的语法意义。复句根据逻辑语义关系，首先可分为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联合复句又可分为：并列、解说、顺承、选择、递进关系的，偏正复句又可分为：转折、条件、因果、目的关系的。复句的每一小类还可有下位分类，这些也是语法意义。此外，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意义，如主谓结构之间的被陈述和陈述的关系，动宾之间的支配、关涉和被支配、关涉的关系，偏正结构之间的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之间的关系，中补结构之间的被补充说明与补充说明之间的关系等等以及主语、宾语的施事、受事等等，都是语法意义。

 语言意义又都有显性和潜性之分。显性义，是语言单位被使用这种语言的社团的成员公认的常规的意义，这是属于语言系统的意义，是已经显现出来的意义。潜性义是语言单位的非常规的意义，是潜藏着而没有显现出来的意义。如“东坡肉”是一种食品，“法人”是一个法律术语，这都是显性义，但从字面意义看，这两个词还可能分别潜藏着“苏东坡身上的肉”和“法国人”的意思。

 （二）言语意义

 语言学中所说的“意义”分为语表意义和语里意义两个层次。语表意义指字面意义，或称语言单位本身的含义，它是不依赖外在因素而自有的，这就是语言意义。语里意义指字面意义以外的意义，它依赖于字面以外的因素而又包蕴在字面之内，这就是言语意义。

 言语意义如下几个特征：言语意义是由语境所赋予的；言语意义是语用的产物；言语意义是以语言意义作基础的；言语意义主要由话语意义和话语所表达的内容所组成。

 由于言语意义是指话语在特定交际环境中的产物，它是说写者所要表达的、听读者所理解的特定的意义，它总是具体的、个别的、复杂多变的、千差万别的。言语的意义复杂多样，主要有以下几类：内容义、文化义、深层义、潜层义、联想义、“语流义”和 “情景义”、感情义、风格义、模糊义、表达义和接受义等。言语的意义尽管复杂多样，但主要的有指称意义、描述意义和联想意义。

 指称意义，指的是和具体、特定对象的对应关系，如“南京”、“金陵”、“白下”、“秣陵”、“石头城”、“建业”、“ 建邺”、“建康”、“南京”都指的是同一座城市。唐代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这里的“金陵”、“石头”都指的是三国时吴国首都。

 描述意义，指的是在言语表达中特定的话语所表达的说写者所要表达的信息或者思想感情，如：“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韦庄《台城》）“台城”，一名苑城，古代建康宫旧址，在今南京玄武湖边，六朝时曾是富丽豪华之地。作者当时看到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整，鸟语花香，烟柳锁堤，这些自然景象依然美丽如故，但昔日之六代豪华如梦般去也。此诗作为唐人怀古诗，描述的正是物是人非、世事变迁的深沉感慨。描述义其实是前文所说的“内容义”，它同语言体系中的词汇义、语法义等没有关系。

 联想义，指的是说写者和听读者个人所理解的意义。由于生活经历、社会地位、文化修养等因素的关系，听读者所理解的意义总是有个人特色的，如“狮子”一词对儿童、猎人、动物学家是截然不同的。有人认为，利奇所说的七种语义中的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组成语言的联想意义。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联想意义”是广义的，应该包括下面一些意义：文化义、深层义、潜层义、联想义、感情义。社会文化对语言的联想意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联想意义又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语言社团的文化观念，充分反映了语言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化义是联想义的最主要成分。还有人认为，“词的联想义细分起来，至少有形象、象征、意象、意味、态度和感情、典型感受六种。具有文化个性的联想方式反映在语言的这些方面以及惯用句、迷信、禁忌中。”（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 209页）

 从四个世界的角度把“义”还可分化为四种：语言世界的意义、物理世界的意义、文化世界的意义和心理世界的意义。这四种意义又分为两个层面，前一种是语言世界的意义，后三种是非语言世界的意义，即言语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