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2：

——读王荣生的《语文教材与教学内容》

上周参加市学科带头人培训，浙师大郑逸农教授的“非指示性”语文教育引起了我的兴趣。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时，偶然在“浙派语文教育网”读到了王荣生的《语文教材与教学内容》一文，我觉得很有收获。这意外的收获，可以概括为三点：

一、本文准确、清晰地区分了四个概念

1．语文课程目标

“语文课程目标”是语文课程标准层面的概念，它主要面对“是什么”的问题——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和学生个体的发展，国家期望学生具备的语文素养“是什么”。

2．语文课程内容

“语文课程内容”是语文课程具体形态层面的概念，它主要面对“教什么”的问题——为了有效地达成语文课程标准所设定的语文素养目标，语文课程研制者建议“一般应该教什么”。

3．语文教材内容

“语文教材内容”，是语文教材具体形态层面的概念，它主要面对“用什么去教”的问题——为了使较为广大的学生较好地掌握既定的课程内容，语文教材编制者提供“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的建议。

4．语文教学内容

“语文教学内容”，是语文教学层面的概念，它同时面对两个问题：

第一，针对具体情境中的这一班学生乃至这一组、这一个学生，为使他们或他（她）更有效地达成既定的课程目标，“实际上需要教什么”？

第二，为使具体情境中的这一班学生乃至这一组、这一个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既定的课程内容，“实际上最好用什么去教”？

一方面我从未去思考过这四个概念，另一方面，我也没有发现“语文教材内容”和“语文教学内容”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一直将这两个概念等同视之。

二、“语文课本名存实亡”的说法振聋发聩

“我们的语文课程与教学，依然问题重重。就教材而言，问题莫过于语文课本的名存实亡。”初一看，我不能接受，“语文课本名存实亡”？言过其实了吧。课本怎么会名存实亡呢？

再看下去才知道，自己对“课本”的认识太过于肤浅。按我的理解，“语文课本”就是“语文书”，而王荣生所指的“课文”应该是体现“课程内容教材化”的产物，是体现“教材内容教学化”功能的“语文书”，不具备这一功能的就不能称其为“课本”。文中写道：“课程内容教材化”实际上要求教材做好两件事情：（1）要有课程内容，对“一般应该教什么”给出切实的回答；（2）要对“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有建设性的回答，使语文课程内容通过种种资源的运用得以具体地显现。

王老师还运用了两个案例来说明，我们现行的语文教材，在究竟“一般应该教什么”和“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两个方面都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而是需要语文教师在备课时“揣摩”，是要靠老师来“生产”的。“这等于把‘语文课程内容’一般应该教什么）的研制任务，摔给了教师。紧接着，‘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这一教材编制者的本该完成的工作，也转嫁给了教师。因为在‘教什么’上不确定，‘用什么去教’的设计便不会有合适的着落；而一旦教师‘生产’出围绕这道题的‘课程内容’，他势必要面对‘用什么去教’的问题。”

相信所有的语文老师读了这段文字，都会恍然大悟：怪不得语文这么难教，难为我们语文老师，既要成为教学专家，还要充任语文课程专家和语文教材专家。你说，我们语文老师容易吗？如此说来，名副其实的“语文课本”，确实尚需努力建设。

三、语文教师要“对自己持以‘庖’的要求”

既然语文课本都名存实亡了，我们一线语文教师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是不是为自己的低效甚至无效的课堂教学找到了推卸责任的好借口？不是的，王老师为我们指出了一条明路：“既然已经越俎代庖、既然现在不能不越俎代庖，那么对自己持以‘庖’的要求，虽然近乎残忍但也不是不在情理之中的事情。也就是说，语文教师在备课中所‘生产’的‘一般应该教什么’、‘通常可以用什么去教’，需要有自觉和反思。”

这一点虽然只是放在最后提到一笔，但我却觉得最重要。正因为清楚了我们目前语文教材存在的这种种问题，我们才更应该承担起一线教师应该承担的重任，做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而不是一味地埋怨、指责，这才是最实际的。

因为佩服王老师思考问题的高度，分析问题的深度，所以就想：这王荣生究竟何许人也？上网一查，才知道：大师也！

王荣生，1960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学术部主任。

主要著述有：专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内容”重构》，总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21世纪专题教程·语文系列》《新课程教例与教案研究丛书》，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课例评析》《语言知识新视点》《口语交际教例剖析与教案研制》，副主编《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新课程语文教学论》等。

2009-12-3 1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