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煊，1945年生，广东高州县人，1962年考入同济大学混凝土与建筑制品专业，教授级高工，曾任上海宝钢冶金建设公司副总工程师，《致青春——同济大学广播台（1952-1966）》（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编委。本文发表于《茂名晚报》2021年6月11日第16版。

1962年春，高中三年级最后一个学期，为了让毕业班有比较安静的学习环境，学校让我们搬到城里公园旁边的分教处。其实环境不是问题，吃不饱才是大问题。依然是没有早餐，上午课间休息是最饿的时候，同学们每人端一大碗开水就着萝卜干或大头菜之类喝下去，被称为“肚饿诈口渴”。后来形势稍有好转，有较多番薯收获了，农村同学从家里挑来不少番薯，课间休息时往往就在教室旁边架起锅煮番薯。番薯未熟又上课，未下课番薯又焦了，老师闻到焦味就会说快去把火灭了，一下课大家就兴高采烈吃番薯，当然也给老师一份。那时候，学习固然抓得紧，肚饿仍是常态，但大家精神状态还不错，课外活动时也会去打球、游泳，到了周末，大家就纷纷去摸鱼、打柴或四处去找吃的，不像现在的高三学生那么紧张。

由于1958、1959年二姐二哥高考的情况给我敲响了警钟，觉得唯有加倍努力取得突出的好成绩，我才可能有读大学的一丝希望。高中三年我凭着各门功课都在4分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5分的学习成绩年年获得“优秀生”奖励，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关键的“运气”出现在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发表讲话，说到对青年学生应“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称谓其实也是给我们这类人戴了一顶政治“帽子”，但我已经觉得是要感激不尽的大恩大德了！二姐夫得知后很兴奋地来我家报告这个好消息，说“阿桓读大学有希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终于被批准加入共青团，“政治地位”似乎有所提升。但我还是很悲观，填报志愿时根据当时的形势，第一志愿填的是一所新学校“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后来是听从学校领导的安排，才改为同济大学。据说到当时为止高州中学没有人考过同济大学，谁也不知道这所学校怎么样。我心里只想着听老师安排，能被录取就是大吉大利了，管他什么学校呢！

高考考了三天，这三天我享受了每天有早餐吃的优待——在校门口的凉茶铺喝一杯豆浆吃一个馒头。考完试自己也觉得考得不错，所有的试题都做了，没有不会做的，但心里还是非常忐忑。同学们都回家等通知了，我家没有我住的地方，我就住在我们班当时所在的分教处教室里。有一天赤脚上山打柴（那时候几乎常年都不穿鞋），被戳伤了右脚后跟，感染化脓了，一跳一跳地痛得厉害，根本不能着地。偏偏这时候有同学来叫我去领取录取通知书，我说我现在是跛子，别拿我开玩笑！当确认以后，我顾不得伤痛单足跳了一里多路，蹦到校本部去领到同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1962年是我国高校实行统一招生以来，招生人数最少的一年。我就读的高州中学是重点中学，高考升学率向来不低，一般都会达到80%以上，但那年还不到10%，186人参加高考，连专科在内才考上18人，被笑称为“十八罗汉”，我有幸忝列其中，真是老天开眼。后来有人说在当时的“天网恢恢”之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难有出头之日，就是那么一年，这个网开了那么一条小裂缝，高考按成绩录取，让我很幸运地钻了上来！

几十年以后，2015年我去澳洲旅游，遇到当年在高州中学参与对高考学生政审的老师，才得知由于家庭出身和说不清楚的社会关系问题，我差一点就被入另册，由于他们的宽容，我才得以被大学录取。看来我真是“命好”，关键时刻遇到“贵人”了。

领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记得是8月18号，为了按时报到，我必须在21号动身。而我的右脚跟还不能着地，怎么办？父亲说：就是单足跳你也要跳着去！父亲带我找到一位颇有名气的草药医生，花了5元钱（这在当时不是小钱），开了一副草药敷上。那个医生说保你三天后脚跟能着地，果然三天后就基本不痛了。

那时候我不但没有离开过高州，甚至基本没有乘过汽车。只有一次在“大跃进”期间，学校组织马拉松比赛，我到中途折返点当服务员，回来时搭上一辆卡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汽车，结果严重晕车，吐得一塌糊涂！现在要千里迢迢到上海去，先乘汽车到茂名，再乘三天火车经河唇、衡阳转车到上海。刚拿到录取通知时的兴奋心情很快就被将要远离家乡亲人的焦虑情绪代替了！

 与我同行的有一位考上上海交通大学的同学，他也没有出过远门。学校领导找了一位在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当老师的校友带我们去上海。到离家几十公里的茂名火车站等火车时，初次离家的焦虑情绪达到了高峰，我与那位同学一商量，竟提出不想去上海读大学了，要回家！弄得那位带队的老师哭笑不得，好说歹说才把我们两个土包子带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