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是一种民族态度。

    当小孩子打碎玻璃以后，阅历丰富的成年人面对缄默不语的稚童，首先想到的是占上风；当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时，杀手锏就是鼓励变节。孩子们出于本能，站在一边，老师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另一边，以成本最低的方式以期获得最高效益。这跟大义灭亲不在一个道德层面。

    举一个例子。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发展，家族企业起了巨大作用。经济发展初期，偷漏税是普遍现象，各国均如是。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打击此现象，实行举报有奖制度。于是，夫妻反目，兄弟相向，一时间社会乌烟瘴气。一个日本议员为此提出一个著名议案：国家因此多收的税收是否抵得过一个民族的道德沦丧？！

    历史上总有哲人站得高于常人，总有人把道德看得比金钱重要。当这个议案获准通过时，日本民族才深深感到这一脚刹车有多重。

    我们可以站得高一些，理应站得高一些，再来看我们自己的行为。

    我们提倡一种善意的谎言，我们宽容一种无奈的谎言；我们今天对谎言的习以为常，已导致当事人大胆地说出“我很傻很天真”，“我是想替银行保管那些钱”。

    谎言说到这份上已不是这两个人的事了，已经染上了一种流行文化病：谎言尽管说，谎言尽管听。

    让谎言绝迹就不是人类了，让谎言感到羞耻是人类文明的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