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所有赈灾晚会诗歌朗诵成“主菜”

                    作者：黄海

     对汶川地震，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捐”，捐钱、捐物、捐血；一种是“长歌当哭”，写诗写歌，或吟或唱。而诗歌的写作和朗诵，则是直抒胸臆，缓解情绪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于是所有的赈灾晚会上，诗歌朗诵成了一道“主菜”，于是几乎所有报纸、网站破天荒地大篇幅推出诗歌。诗歌的写作量和刊载量，写诗的人数，可以说与1980S的“诗歌年代”堪能一比。于是有不少专业诗人似乎从亮缝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欣喜地认为“汶川诗歌”将是中国诗歌命运的转折点，意味着中国诗歌命运复兴的开始。

    也许是中国诗歌沉寂的日子太过漫长了，也许不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才子被无情的商业经济压迫得步履艰难，生存危机，他们的价值和传统文人的尊严被现代商业经济贬损到体无完肤的程度。所以今天，当汶川诗歌如潮涌动的时候，他们“西边日出”式的心理带来的对这场诗歌运动价值判断的放大，使他们误读了当下诗歌的命运，以为“盛唐诗歌”即将重演。这犹如一个在湍急的河流中奄奄一息的求生者，看到了一根稻草，心理上会不自觉地把它放大成一叶扁舟。我在此不是有意往别人的“热炕头”上泼冷水，打击、贬损职业诗人的信心，而是要作客观冷静的分析，让诗人对眼前事物作出客观、冷静的判断，免得遭受“一场欢喜一场空”的心理落差。

    要判断“汶川诗歌”（自定义）是否意味着中国诗歌命运复兴的开始，就必须客观分析汶川诗歌写作的心理和作出“汶川诗歌品质是否能构成中国诗歌创作拐点”的专业判断。

    汶川诗歌的作者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诗歌爱好者，一直坚持写诗的人，但更大一部分是多年不写诗的人，他们只是以“长歌”当哭，渲泄或悲痛或感动的情绪，而不是在诗歌审美上有自觉、努力的追求。也正是这种普遍的诗歌写作的心理泄导动机，使这场自发形成的民间诗歌运动，“量”是继“朦胧诗”运动后的第一次高潮，诗歌的“质”却处于远远倒退的状态。如果说朗诵诗只是一场听觉表演艺术的盛宴，文字书写的阅读诗大多数都是一种真情的本能流露，停留于朗诵诗的状态，没有思想的角度，也无意象、意境的营造，情感有余，意韵不足，诗歌审美价值匮乏。分析深层原因，就是渲泄性写作动机，导致作者对审美对象观照时心理距离的丧失。我们的作者面对灾难，面对悲痛，面对感动的人事，自己过分地融入进去了，没有保持必须的审美观照的心理距离，创作者过度的悲伤过度的感动，只能笔下的诗歌除了呼天抢地，撕声裂肺的呼喊，不会沉积下值得揣摩、值得回味的审美的东西。

    文学创作的心理距离的把握具有“二律背反性”：心理过近，融入太深，写不出“文贵在曲”的作品；心理距离过远，作者完全不能贴近审美对象，则作品冰冷，无以感人。所以“愤怒出诗人”这句话，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其实它只道出了作者要与对象保持心理靠近的一方面，而没有警示“保持必要心理距离”的另一面。

    “汶川诗歌”是否成为分水岭，中国诗歌能否就此走上复兴之路？这不是几个诗人主观努力，或老百姓一时兴起就行。这取决于诗歌在当今文化中的位置，文化在国家母系统中的位置。在今天的文化工业时代，文字文化已经完全让位于影像文化，在今天的“读图时代”，影视艺术已经成为文化的主宰，文学只有转化为影视艺术才能被广为消费。今天人们对小说、甚至对文学名著的接受都是通过对影视作品的消费来实现的。文字艺术退居其后，这是文化工业化的产物。而全球文化的工业化是一种不因某个人意志而发生逆转的文化推进的方向。诗歌作为文字文化中的一个子系统，必须接受这种小众化传承的命运。纵使象今天这种汶川诗歌的爆发，实质也不是诗歌本质的真正蓬发。因为大多数诗作严格意义上不是诗，大多数作诗的人其实也不是诗人（相信他们也不会把自己看作诗人）。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文化在当今国家母系统中，也并不处于中心位置。我们国家的政策很明确：“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是为经济服务的，这就使文化的最重要目的不是审美，而是商业了。因此文化成了产业，文学也成了必须赚钱的东西。“好莱坞”化已经成了当今文化发展的风向标，文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自然脱不了商业气。这种金钱浊气怎么可能使今天诗歌能重担启蒙和审美，能复兴唐诗宋词的清灵之气呢？

    我们不是上个世纪的“五四青年”，以为热血翻滚，振臂一呼，就能力挽狂澜；也不要妄自菲薄，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我们必须正视以下现实：起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诗歌会一直走在“小众化”的路上。其实“小众化”并没有什么不好，“小众化”更能作到纯洁化，精英化。消费正在进入分众化时代，我们作好自己的诗歌，经营好自己的小“沙龙”，分享诗歌给我们带来的审美的自由快乐，未必不是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