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曾经感慨，近几年人们的化学知识不断得到普及，实在要归功于络绎不绝的食品丑闻。通过奶粉，我们认识了三聚氰胺，通过咸鸭蛋，我们认识了苏丹红，通过猪肉，我们认识了瘦肉精，还有假酒假药不断……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甚至有人说，我们每天从早上睁开眼睛起，就开始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打交道。如此之下，造成了大家对所有食品都缺乏安全感，什么免检类、权威鉴定类、明星广告类，还是统统宁可信其毒。这样的社会集体心里下，《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实在恰逢其时，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此前相关的法律条文并非没有。1995年执行的《食品卫生法》就是其中之一。彼时人们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大家吃东西关注的只是干净不干净而已，到“卫生”这一层面也确实足够了。然而如今科技发达，各种非法的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除非身在行业内部，深谙潜规则之道，否则究竟添加了什么有害物，完全在挑战人类的想象力。
    平心而论，指望有关部门对所有食品进行成千上万种化学物质筛查后再出厂，行政成本之高，估计世界上再发达的国家都负担不起，而且还是避免不了挂万漏一。所以，当人们对食品的要求已经从“卫生”升级到了“安全”，那么通过法律来进行事后的监督惩罚，也就成了我们当下最能有所作为的地方。
    但是法律毕竟只是法律。寄希望于一部法条就能解决所有食品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做的，无非就是从现实的困境出发，看看能够解决的弊端，这部及时雨般的法律是否已经去做。
    首先，《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不开展免检制度。违反本法，必须要进行民事赔偿和缴纳罚款时，民事赔偿优先。这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以如今大众的社会心理而言，什么权威认定都不再相信，与其强调权威，不如统统纳入合理的监管流程，这才更加符合法治社会的思维。
    其次，《食品安全法》在各部门的职能分工上做了梳理，什么部门管什么，都有所明确。政出多门，九龙治水，互相推托或者倾轧之下，结果就是谁也管不了谁，不独食品如此，在各种公共管理领域，每回听到专家分析难处，几乎都逃不过这一条。食品安全标准以前有多个部门制定，卫生部门也制定，农业部门也制定，监管部门也制定等等，不一而足，不同部门标准甚至有些互相矛盾。这次《食品安全法》统一规划，有利于标准的发布和执行，也为很多纠纷该找谁投诉、管理，扫清了基本障碍。
    再者，《食品安全法》加强了农产品的风险评估和监督。风险评估其实一直是国外使用最积极有效的监管手段之一。简单的说，就是把食品产生中可能有哪些有害物质，危害程度多大，做一个系统的风险估计，随后在这份资料的基础上，制定各种食品安全的标准，最常用于进出口贸易的检验上。比如说欧洲国家很少用酱油，所以它们对酱油中的有害菌规定在极其小的范围内，事实上几乎做不到，这就对亚洲国家变相采取了贸易保护。换句话说，完全安全、万无一失的普通食品在现代工业流程中非常少见，这份风险评估报告随着国情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内容也会非常不同。无法借鉴，只有每个国家自己去实验、采集资料。我们在这方面的系统数据几乎长期空白，随着事故的增多，这项工作恐怕是迟早都要做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面临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是社会转型的病症之一。众所周知，如果要保证食品安全，监管流程必须“从田园到餐桌”，就连中间的运输工具、存放时间等，都要放在眼皮子底下，不然当中总有一些环节会出现纰漏。然而这种系统的监管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必须很高，而我们发展程度还不是很高，许多农副产品、奶源，都是从农民那里挨家挨户搜集而来，此前你根本不可能知道牛是喂什么长大的。只有当所有产品源头都能处在一个集约化经营、现代化生产，细致到每天的饲料肥料都有据可查的地步，我们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全程化的监管，以及法律上责任人的明确。在现阶段，无论怎样严苛的法律都鞭长莫及。
    也就是说，随着食品加工的复杂，整个社会只有具备相匹配的现代组织基础，才有能力从各个环节上实施监管。从这个层面上说，《食品安全法》只是刚刚起步，需要我们做的还太多太多。而消费者熟悉法条，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可能是现阶段最好的弥补监管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