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语言家》［加］斯蒂夫·考夫曼著 詹丽茹译 中华书局 2004年5月版

学习外语，被许多人视为畏途。本书作者却兴致勃勃地描述了自己学习的经历和体会：他以自己的轻松而快乐的方式，掌握了英、法、德、意、中、日，以及西班牙、瑞典这八种语言，甚至还在五十岁后学会了中国的广东话。

开始主导自己的学习

1945年我生于瑞典，五岁时随父母亲及兄长汤姆移民到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我最先讲的瑞典语，小时候学习第二语言的经验，对我成长之后的语言学习帮助极大。

加拿大约六百万讲法语的魁北克人，是17世纪殖民者的后裔。但为了表示对新祖国的投入，我的父母决定让我们兄弟两人上英语学校。结果一直到1962年我17岁的时候，我的法语表达能力仍极其有限。在17岁那年的秋天，我进入麦吉尔大学就读。有门课是法国文化史，可以说，教这门课的罗宾汀教授改变了我的一生。突然之间，我对法国的文学和戏剧大感兴趣，接着对法国的歌手、食物以及整个文化的风格都变得很有兴趣。我忽然想要学习法语了。我到法语剧院，结交讲法语的朋友，开始阅读法文报纸，并且收听法语广播。

法语是我第一种自己认真学习的语言。我开始主导自己的学习，没有考试，没有老师们的提问，也没有语法训练，我的法语技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也实现了我在语言上的第一次突破。我掌握住一个中心原则：真实环境的学习，永远比人为的仿真情境（如操演、训练，或特意为学习者设计的教材等）要有效得多。

法语和西班牙语

为了要精通法语，我决定到法国去。1962年的6月，我到了巴黎。

我在观光局找到一份翻译的短期工作，和法国朋友吃住在一起，共度两个礼拜。有时我也会遇到不友善的法国人。但是要想在另一个国度或文化体系中求生存，其秘诀就是不要太在意那些不愉快的事，而要专注于那些正面的、积极的事。我在法国停留了三年。第一年在一家饭店做侍应生，并教人学英语。后两年从法国政府得到了一份奖学金，使我能在巴黎的“政治科学研究院”就读。

我很喜欢到乡间走访，环绕在餐桌旁的愉悦交际，可说是最好的语言学习环境。这种藉由食物而互通信息的情形，在所有语言及文化中都十分普遍。我常常在法国南部一带借着搭便车的机会，从西班牙到瑞典，经德国到意大利……穿梭在各国之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你去探究历史与地理，去认识人和练习语言。

西班牙语和法语都源自拉丁语系，我稍微研究，阅读了一些西班牙文，每天和一些友善健谈的西班牙人交谈，很快我的西班牙语也听起来差强人意了。

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有好几个兼差。其中之一，是与一个法国家庭共进午餐，以英语交谈作为回报。我的第二个差事，是负责管理一所农学院的语言实验室。一个朋友说服了我去参加加拿大大使馆外交工作人员录用考试，我真的被录用了。

到香港学中文

1967年，我成了加拿大的外交人员，职位是“商务专员”。大部分受训的年轻专员，都希望能被派到自己感兴趣的国家去服务。当外贸局宣布要指派一人前往香港学习中文，以预备日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我心想，这又是机会了。

那时有位好友建议我慎重考虑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任务，“要是你学不会中文怎么办？” 他问。不过，由于我已经有学习法语的经验，认为也应该学得会中文。语言学习已不是那么神奇的事，语言家能够精通数种语言，大多是因为与日俱增的信心。而且你学习的语言愈多，就愈能够培养出用新方式去表达的能力。

1968年的6月，22岁的我，到了“皇家香港领地”（这是当时的称呼）。此后不久，我在有加拿大人参加的舞会上遇见了我后来的妻子卡门。她是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总经理的双语秘书。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利条件是卡门不会讲普通话只讲广东话，但她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选择了到“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一开始，我以与老师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学习。但很快我就发现这样的上课方式十分紧张，有时会觉得疲累而不能集中精神。当时流行的教法是强调反复练习，但往往也让人感到又烦又累。而最有效的上课方式，就是老师谈些引人兴趣的话题，我大部分的学习成就，是来自于那些在课堂上不拘形式的对谈，还有我自己在家里的密集学习。

度过学习的初始阶段，中级水平的外语学习者其实已经能够自主选择一些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材料进行阅读了。我对我们的第二册教材记忆犹新，它叫《中国文化二十讲》，是1963年由耶鲁大学编纂的初学读本，内容涵盖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浅显易懂。我至今仍偶尔拿出来阅读，以重新唤起我对中文的记忆。

大概四个月以后，我就能阅读中文的规范读物。渐渐地，我能欣赏著名作家的文章了。鲁迅的作品是学中文的外国学生最容易得到的，我最爱的故事是《孔乙己》。

老舍的《骆驼祥子》是我读的第一篇不用生字表的小说，虽然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读完，但觉得特别满足。书里有很多字、词我都不认识，但我并不急于一个个地去查字典，而是更乐于阅读并欣赏整本书。这些阅读使我对中国文化的内涵慢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也由此逐渐培养出了猜测文字意义的能力，这是很重要的一种学习能力，是需要长期接触该语言之后才能慢慢培养出来的。

经过大约九个月的学习，我通过了英国政府外语服务普通话考试，开始在加拿大领事馆任二等秘书，处理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1969年，我终于到了向往已久的中国内地，可以用普通话和人沟通了。

到东京学日语

1971年，我被指派到加拿大驻东京的大使馆。我不知道前途如何。但我决心要学日文。我带着学习中文的方法来到日本，决心要在六个月之内，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不像大多数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那样，只生活在英语的世界里。所以我必须想办法去制造一个日语环境来学习日语。

我收听日语的广播节目并反复聆听录音带，也尽可能找时间阅读。学习新语言的时候，每个人都必须找出最适合自己的一套学习方法，而且要小心不让老师把他们的一套硬加在自己身上。随着日语不断进步，我尝试学习各种不同的内容以保持兴趣，并增加我的语言知识。举个例子，当我们全家到伊豆半岛旅行的时候，我就在车内播放诺贝尔奖得主川端康成语音版的《伊豆的舞女》。我们一面沿着书中所描绘的路线前行，一面欣赏窗外如画的青山绿水。我听过的录音带当中，有一卷由NHK所制作的《昭和之记录》很引起我的兴趣。这是由1925年到1945年间的一些电台现场新闻节目所组成的作品。随着长时间的听力练习，我慢慢能够懂得其中大部分的内容。

虽然阅读和反复的听力练习是熟悉一种新语言极有效的方法，但是与母语人群的实际对谈更是对学习者最有激励的训练。慢慢地，我在大部分的对话场合都能自始至终支撑到底。我的策略是尽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把话讲得简单明了，同时避免讲得太快，好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掌握了八种语言

我年幼时接触过德语，也在德国船上和维也纳建筑工地上打过工，我能用德语交谈，也能听收音机和阅报，但总是无法让一般的交谈持续多久。1986年11月，我决定花一整个月的时间学习德语。我到温哥华的许多旧书店买了十几本附有字词表的德语读本，靠着字词表，专心阅读和聆听录音带。果然不错，我的德语有了显著进步；随后到德国的工作，又使它更进了一大步。

对已经熟悉西班牙语和法语的人来说，学意大利语就显得容易多了。密集的听力训练和阅读，很快就让我的意大利语派上了用场。意大利语以美丽与优雅著称，但我发现，在经过学习并开始懂得其中的意义之后，所有的语言都是美丽的。

这样，我就掌握了八种语言。但在50岁之后，我还决定学习广东话这个中国的方言。我同妻子的中国亲戚们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听他们讲广东话，但我的能力仅止于在餐馆里用广东话点菜，不过常常出错。但我从不因为缺乏语言知识感到不好意思。有次在餐馆里，我想点12个“春卷”，结果我说成了“春袋”。在中文里，“春”字也带有“性”的意思，大家听了先是吓了一跳，接着便哄笑起来。

我的妻子虽然讲广东话长大，但她在家一直同我讲英语。所以，我另外找了一位讲广东话的温哥华记者帮助我，还把广东话的电台节目录下来反复收听。我终于学会了广东话——这一事实也向所有想学外语的人证明了一点：年龄并非学习语言的障碍，只要你肯下定决心去做。

摘自《语言家》［加］斯蒂夫·考夫曼著 詹丽茹译 中华书局 2004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