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校的体育代表队一向成绩斐然，田径、游泳在北京高校均有一席之地，团体总分名列前茅。男篮是北京市高校冠军，全国第三。而高校的举重比赛我们只参加过一次，这事儿还与我有关。

      我以前的文章提到过，上大学的时候我是校举重队队员，1984年我来校管理系工作时，由于学校只有84级一届学生，专业课大多还没有开始上，老教师又很多，教学任务不重。我当年练举重时的教练林先生就劝我带几个学生练一练，参加高校比赛。我当时也觉得会一种技术从此扔掉了有点可惜，就答应了林先生的建议。1985年初一开学，我让84级的班主任马老师帮我选了两个学生，一个是福建的学生王祥谋，一个是吉林的李旭明。当时找不到场地，就在木樨地校区西墙内，体育器材仓库外面的土地上先练起来。正好林先生和我校体育教研组组长高先生相熟。我们的林先生原是体操运动员，后来因伤退下来才改练举重，而高先生虽然比他还略小两岁，却是他改行后的老师。林先生给高先生写了封信，推荐我组队参加高校比赛。我拿着林先生的信去找这位论辈是我师爷的高先生。高先生看了林先生的信十分畅快地同意了这件事。于是我们加紧了训练，两个人基本力量不错，悟性也很好。但我毕竟没带过训练，成绩还达不到参加比赛的要求。我忽然想起在大学训练时，林先生总说让我们加快提铃和上挺速度，大家却都觉得自己速度已经很快了。林先生干脆领我们去体院和专业队一起训练了一次，看了人家的速度，大家这才知道什么叫“快”，回到学校立刻人均成绩上涨10公斤。于是我带着他们俩去清华和高校冠军一起训练了一次，回来后果然成绩提高了。期间兄弟系的一个学生张百灵也自发地跑来和我们一起练，他力量比祥谋和旭明好，但是关节差点，没练几次就上了道。

      本来这件事顺风顺水，就等着去参加比赛了。没想到中途出了幺蛾子，体育教研组的两位副组长把我叫去训斥了一顿，说我一个专业教师不务正业，随便插手体育教研组的工作，要求立刻停训。我这才明白，两位副组长都是学校的老二代，实际掌控着体育教研组的工作，高先生是学校从人大引进的专家，业务上是权威，行政程序上说了不太好使。没办法，我只好找校领导参了一本。第二天一早，两位副组长把我找去，笑容满面、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参加高校比赛是好事，我有这个积极性应该支持，参加高校比赛属于正规训练，还得发训练费呢！

      我谢过二位组副，急忙就去领训练费。晚上我去给两位队员送训练费，到祥谋宿舍时已经快到熄灯时间了，同学们基本都在铺位上，祥谋已经在上铺了，我把34张5毛钱17块交给他，告诉他这是训练费，因为事先说的是无偿训练，所以觉得这是个意外的惊喜。没想到祥谋只是轻轻啊了一声，其他同学也没什么反应。我走出宿舍，有点失落，那时我一月工资才50几块钱，也没听说祥谋家是大款，怎么对17块钱无动于衷呢。快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忽然远远听到他们宿舍一阵欢呼，原来这几个小子跟我装呢。

      比赛的日子很快到了，我带着祥谋和旭明去清华比赛，百灵我带不了。因为我是跨界做这件事，自己的学生参赛我已请示了单位领导批准，兄弟系的事还是别惹麻烦。由于我没找到体重秤，没法给他们降体重，所以只能现称现定参赛级别，从体重上就比较吃亏。最后是祥谋打56公斤级，旭明打75公斤级。小级别福建人还是有优势，祥谋抓挺总成绩都是第5。旭明比赛更有意思，他6次试举全部成功，下来跟我说，老师我还能加，我说抓挺都是3次，没有机会了，这已经比你训练最好成绩各多了5公斤了，我怎么知道你这么能发挥。他说，我一上去脸上就热乎乎的，特别兴奋，觉得杠铃很轻。75公斤级在高校是大级别，不太好比，可惜了旭明未能进入前八名。

      本来想好好练一年，下一届去争块奖牌什么的。可是专业工作业务量很快上来了，再也无暇做这些“不务正业”的事，这才领悟到二位副组长当初是对的，从此我就和举重渐行渐远了。

      祥谋毕业后回了福建，旭明去了深圳。百灵留校，做过很多关键岗位的头头，现在他们的年龄也临近退休了，希望他们还像当年那样有力气，日子过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