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58年一出生即住在三角楼。三角楼位于中央政法干校南礼士路校区南院院内，北院为办公区，南院主要为家属区，但礼堂、职工食堂、幼儿园和洗澡堂在南院院内。1966年文革开始后，中小学停课一年，家长们整天学习开会，学生们白天没人管，见证了院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如礼堂里批斗彭真同志，批斗刘少奇树立的劳模掏粪工人时传祥等，批斗时传祥时，时传祥被从后台押出来时，我们看着他脖子上挂的牌子问他，“你是粪霸吗？”，他回答，“我不是粪霸，我是掏粪工人”。1966年8月，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沿西长安街坐敞篷车接见沿途群众，我们在院门口站在长板凳上，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真容。

       196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今火箭军）成立，由于文革开始后政法干校已不再招生办学，而由公安部队司令部改建的二炮司令部又与公安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1966年政法干校首先将南礼士路北院送给了二炮，政法干校办公区全部迁往木樨地，随后，二炮机关的家属开始陆续搬进南院，于是无所事事在家疯玩的我们，也就经常见到二炮李天焕政委和吴烈政委翻来覆去被打倒和解放的标语。随着南院中二炮家属的不断增多，两个单位的家属开始发生冲突和摩擦，我们骂他们鸠占鹊巢，他们让我们早点滚。最终还是我们“滚”了。1968年，二炮为我们在木樨地校区内修建了两座宿舍楼（1号楼和2号楼），礼士路南院和南楼、三区的大部分家属都搬了进去。至此，南礼士路校区已不复存在，而南楼和三区还保留了少量住户。两座宿舍楼是空心砖结构，有厨房，3户共用1个厕所，比较简陋，所以后来家属区规划时被拆除了。

       搬到木樨地没多久，出于干部改造和中苏交恶战备疏散的需要，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政法干校的大部分员工和家属分批下放到湖北沙洋劳改农场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只有少数造反派家庭没有下放，据我们的造反派子弟同学讲，宿舍楼内每门15套房中，只剩一两户住户，晚上回家走在楼里像进了鬼城。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开始整顿各行各业，政法干校也酝酿招生，去五七干校的干部职工陆续回到学校，仅两个宿舍楼已不能满足要求，于是，西边楼（今西配楼）、一部楼（今30号楼）、二部楼（今军保学院楼）均被用作家属宿舍，这几个楼均为筒子楼，无厨房，共用厕所，其中西边楼还和卫生科（校医院前身）共用厕所和水源。1975年西藏班首先恢复办学，那时我们院内家属中的中学生经常和西藏班学员约战篮球，西藏班的学员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素质非常好，跑得很快，比赛时偶尔会和他们发生冲突打一小架，但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那时的学员都是普通牧民子女，文化基础很差，但学习非常刻苦，经常听到他们在院子里大声背诵课文，有一个女生总在6栋平房外面去食堂的路上背书，有一天她在那儿背起了乘法口诀，大声地喊着“七八五十四”，每一个路过的职工或家属都微笑地纠正她“七八五十六”，她认真地看对方一眼，继续坚持：“七八五十四，......”。现在他们那两期学员大多成了西藏自治区的领导骨干。

       我家从沙洋回京后，就住在西边楼一楼，那时现在的西小区西北角有一个露天游泳池，游泳池东面直到北门处是一大片桃园，结出的桃子比在京城能买到的任何一种桃子都更加香甜鲜美，后来国际政治学院临时在木樨地校区办学，国政的同学们经常在桃园里诵读德美英法五国英语，我早上经常被窗下走过的诵读者震醒。直到1980年，学校开始自建家属宿舍楼，才基本结束了学校用办公楼作家属宿舍的历史。

       后来我也来到公安大学工作，为的是完成父辈的遗愿，努力为我国的政法教育事业多做一点工作。

       公大家属区的变迁映射着国家历史发展的沧桑，如今学校已经按教育部的要求将家属区与办公区分开，目前的家属区主要是木樨地校区的东小区、西小区以及潘家园，其他的房源已非常零散，相信在今后各届领导的努力下，我校教职员工的住房条件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