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篇大部分为引述前人的成果进行编辑，故将愚见以橙色字体标示。

   一直以来，《皇甫诞碑》的确切年代困扰着我，最初学习书法时就是由此碑入手。《化度寺碑》和《九成宫碑》的风格比较接近，和《皇甫诞碑》又这样遥远。《皇甫诞碑》又和《虞恭公碑》风骨神似。愚以为若论结字法度严谨、险绝高妙，还是《皇甫诞碑》稍胜一筹。但今天的文字主要对于《皇甫诞碑》确切年代的讨论资料汇集，也还没有形成对各家年代的论证与臧否的深度，仅仅是将手头的东西进行一下汇编，以望集散成丛。http://s5/middle/5045c5f1tc6987b14d0c4&690

    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此碑现在陕西西安，无书写年月。楷书28行，行59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   

    历史上对欧体诸碑的评论很多，其中对《皇甫诞碑》的评价有：

    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

    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 

    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君碑》，比之诸碑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发源，然兰台《道因碑》，笔笔带批（隶法），得之家学也。”

    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吴湖帆对碑刻自有其独到的见解：“碑之翻刻者，其笔道必露滞气，无神，其剥蚀处更具强态。真者虽模糊如笼纱淡月，亦自有魂魄灼然纸上。”他给予欧帖的评价可谓妙论:“昔贤论率更书云，《化度》如隐士，《九成》如轩冕,《皇甫诞》如公孙舞剑，《虞恭公》如美女簪花。余今四欧备矣，俱宋时拓，可以满矣。曰：《化度寺碑》如读屈子《离骚》；《九成宫》气味磅礴，是昌黎文；《皇甫诞》筋骨谨严，是少陵诗；《温彦博》则清真、白石词也。若褚河南书诸碑，则文中曹子建、诗中李商隐、词中吴梦窗耳，流丽宛转，自有风度，则不得与率更同论者。”

    吴氏的评论中，把欧阳询比喻成楚辞之屈原、文之韩愈、诗之杜甫、词之周邦彦、姜夔(冉按：前数子自是得道之人，而姜白石之地位，在吴氏看来可与各家相颉颃，恐是不妥，但终高梦窗一段。），俱是第一流人物均是开宗立派、树新风标的大家，而贬斥褚遂良为曹植、李商隐、吴文英等，虽亦为豪杰，终落第二等。吴湖帆的妙论自是中的，但王壮弘先生对他所藏的四欧堂欧帖除《化度寺》外，均认为虽是宋拓终非善本，结合他“参照伪品样式涂改真本，可算孤例。”的行为，可见他对自己所说的“余今四欧备矣，俱宋时拓，可以满矣。”的话，明显的底气不足。

    查询王壮弘先生的《增补校碑随笔》等书，还是找不到《皇甫诞碑》的具体年代。这不仅是碑帖的鉴别版本、真伪的功夫，又需要考证的能力了。真希望王静安先生能有个详考《皇甫诞碑》的文章，以他的治学方法和考证功力，必将剖析透彻，可惜砚碎杯翻空余幽恨了。百度词条搜索了一下，编辑者反复说此碑是早期作品，是没有任何论证依据的。

    最近在网上搜索到了些考证文字，对《皇甫诞碑》的年代有个大致的轮廓描述，约贞观八至九年所作。现贴在一起，以备自己学习之用，更翼方家的论证与指点迷津。

    虽只为编辑，一日之间也数易其稿，尚浅陋如此，更可证考据工作的艰辛。辛苦数日、数月乃至数年，只为证一词条之始末，此治学之严谨矣。而亦有穷尽毕生，尚不能证一因果者，此治学方法之难得矣。亦有运气使然，非强求之事，真为一难事矣。

 http://s11/middle/5045c5f1tc6987fbf690a&690

第一篇   

认为此碑作于“貞觀八年至九年間”。

[皇甫誕碑]雜考    

署名：蕭沉

上篇/相關人物考

1/于志寧
[皇甫誕碑]撰文者于志甯在碑中題銜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對此職銜與名號授予時間及持續期之考證，關乎志甯撰寫碑文之確切年代，故應特別予以計較。于志甯嘗兩度得拜“太子左庶子”銜，一前一後究為何時，茲考於下。
清-王昶《金石萃編》卷五十六錄有[于志甯碑]，4000餘字雖已漫滅1300餘字，然可辨識者仍有2700餘字。[于志甯碑]之撰文者為唐人令狐德棻，書寫者為志甯之子于立政（後又書寫[令狐德棻碑]）。令狐德棻嘗與志甯同朝為官，嘗任太子右庶子，故其為志甯所撰履歷故實應較[新舊兩唐書]更為可信。
[于志甯碑]在述其首任太子左庶子時載“（貞觀）三年遷中書侍郎/密□階墀/□□□□/同范甯之宏益政□/若孔演之多識□章/尋□□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加散騎常侍/以□□宮多所□益/賜黃金一斤/賜絹百匹”云云。參考《舊唐書/于志甯》本傳，則曰“貞觀三年累遷中書侍郎/太宗命貴臣內殿宴/怪不見志甯/或奏曰：敕召三品已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加授散騎常侍/行太子左庶子/累封黎陽縣公”云云。《新唐書/于志甯》本傳則曰“貞觀三年/為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甯安在/有司奏：敕召三品-志甯品第四/帝悟/特詔預宴/因加散騎常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云云，[新舊兩唐書]本傳所記與[于志甯碑]基本相合。
唐-杜佑《通典》卷二十一[職官三/散騎常侍]條目載：“……大唐-貞觀二年/制諸散騎常侍皆為散官/從三品/後悉省之”云云。同書卷三十[職官十二/太子庶子]條目載：“隋分為左右庶子各二人……大唐亦各二人/分掌左右春坊事”，杜佑於此段小注中又補述曰：“于志甯為太子左庶子/撰[諫苑]二十卷以進於太子”。《舊唐書/職官一》[正第四品上階]條目下有“太子左庶子”，可知為正四品上階銜。而於“太子左庶子”前加“行”字，是因官職高而理職低者之故。散騎常侍為從三品，太子左庶子為正四品，高位帶低職，乃稱“行”。
于志甯之“銀青光祿大夫”榮譽名號系唐高祖-李淵即位之武德初年所授，其碑述及得授此名號年代，字已漫漶，僅存“□□□□□□賜以乘馬/既拜銀青光祿大夫”。《舊唐書/于志甯》本傳則曰“志甯/大業末為冠氏縣長/時山東群盜起/乃棄官歸鄉里/高祖將入關/率群從於長春宮迎接/高祖以其有名於時/甚加禮遇/授銀青光祿大夫”云云。
唐-杜佑《通典》卷三十四[職官十六/文散官]條目載：“……魏-晉以來無員/以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隋有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皆為散官/不理事/大唐初猶有左右之名/貞觀以後/唯曰光祿大夫-金紫光祿-銀青光祿/並為文散官”云云。可知“銀青光祿大夫”並無實際職事與權力，榮譽名號而已。《舊唐書/職官一》列入“從二品”。
于志甯之“上柱國”名號，[新舊兩唐書]均不書，唯其碑記之，然前後字跡多泐，僅存“伊□□□大□□討□□□□□□□□□策勲行賞□授上柱國”云云。唐-杜佑《通典》卷三十四[職官十六/勲官]條目載：“……隋置上柱國-柱國/以酬勲勞/並為散官/實不理事/大唐改為上柱國及柱國”，可知此勲仍似榮譽名號。《舊唐書/職官一》列入“正二品”，並注明“無職事官”。
綜上所考，于志甯之“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諸職銜與名號均授於貞觀三年前（含三年）。
于志甯第二次得授“太子左庶子”銜應在貞觀十七年，中間相隔近十四年。其碑述及得授此銜年代，前後字多漫漶，僅存“複拜左庶子/加銀青光祿”。《舊唐書/于志甯》本傳記述較詳，曰“及高宗為皇太子/複授志甯太子左庶子/未幾遷侍中/永徽元年/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云云。《舊唐書/高宗》本紀亦載：“十七年/皇太子承乾廢/魏王-泰亦以罪黜/太宗與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等計議/立晉王為皇太子”。晉王即唐高宗-李治。《新唐書/于志甯》本傳則曰“晉王為皇太子/複拜左庶子/遷侍中/加光祿大夫/進封燕國公”。
于志甯於貞觀三年時所帶之“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庶子-上柱國-黎陽縣開國公”等職銜與名號，持續至何時，又在何時被罷，[新舊兩唐書]及碑文均無確切記載。但于志甯撰寫[皇甫誕碑]當在第二次入拜“太子左庶子”前，若在第二次後，則應書新封之“燕國公”名號，而非舊封“黎陽縣開國公”名號，是為讀者特別注意。另：其兩番入拜“太子左庶子”，中間相隔十四年，而此十四年間究竟又於何年撰寫[皇甫誕碑]，只能待考他人經歷並互參後，方可斷其大概。然《新唐書/于志甯》本傳似已稍露此中消息，嘗言志甯始拜太子左庶子時，“是時議立七廟”。考《舊唐書/禮儀志》載，立七廟事當在貞觀九年，知《新唐書》誤書。然此立七廟年代雖誤書，又大致可知志甯在貞觀九年立七廟時，仍有“太子左庶子”銜在身，故其撰寫[皇甫誕碑]之年代又可縮小範圍為“貞觀三年至九年間”。
志甯卒年，《于志甯碑》曰“以麟德二年十月廿日薨於東都安眾里之第/春秋七十有八”；《舊唐書/于志甯》本傳曰“麟德元年累轉華州刺史/年老請致仕/許之/二年/卒於家/年七十八/贈幽州都督/諡曰定”。麟德二年為公元665年，上推78年，其生年應為隋-開皇八年（公元588年）。
2/皇甫無逸
[皇甫誕碑]載，其世子皇甫無逸立此碑時，身帶“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職銜與名號。考《舊唐書/皇甫無逸》本傳，其“上柱國”名號系襲父爵，當在隋煬帝在位時；本傳曰“煬帝以誕死節/贈柱國-弘義郡公/令無逸襲爵”可證。而其“滑國公”名號與“民部尚書”銜，當封授於唐高祖即位時之武德初年，本傳曰“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曆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新唐書/皇甫無逸》本傳則曰“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曆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云云。
然其“民部尚書”銜亦嘗拜兩次，第一次所謂“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乃高祖於陝東道設立行臺（類似於臨時政府）時事，非正式所拜，故有二次再拜之由。第二次得拜“民部尚書”銜，應在武德初（約武德二年）。《舊唐書/皇甫無逸》本傳述及於此時曰：“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治/長吏橫恣/贓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無逸既返命……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云云。《新唐書》本傳所記與此略同。
皇甫無逸之卒年，當在貞觀八年至十一年之間。《舊唐書/皇甫無逸》本傳載：“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諡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云云，傳中所述“王珪”其人尤應重視，其始任禮部尚書系貞觀八至十一年間，《舊唐書/王珪》本傳載：“……（貞觀）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為縣男/是歲/兼魏王師……”云云。
皇甫無逸自武德初拜“民部尚書”銜，至貞觀八年，其間逾十六年，是否又任新職或“民部尚書”銜始終在身，史料已不可考。但其卒於貞觀八至十一年間，則有王珪本事可參證，當無大疑。而其立[誕碑]，亦不應晚於貞觀十一年。參觀前述于志甯撰寫[誕碑]應在貞觀三至九年之考論，皇甫無逸之卒年，則又可縮定於“貞觀八至九年”兩年中。

3/歐陽詢
[皇甫誕碑]書寫者歐陽詢之題銜為“銀青光祿大夫”，甚應注意。[新舊兩唐書]詢之本傳均未記錄其為“銀青光祿大夫”經歷，其何時得授此文散官銜，不能確考。詢書[溫彥博碑]署銜亦為“銀青光祿大夫”，[溫碑]立於貞觀十一年，迄今為止系其所書之碑有確切年代可考者之最晚之碑（《舊唐書/溫彥博》本傳記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六月（公元637年），太宗賜其陪葬[昭陵]）。“銀青光祿大夫”為從二品，較詢他職均高。詢書[九成宮醴泉銘]在貞觀六年，其所署“太子率更令”不過從四品，故其“銀青光祿大夫”銜應授予貞觀六年後，而其書[誕碑]亦應在貞觀六年以後。
又：《舊唐書/歐陽詢》本傳載“貞觀初/官至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縣男/年八十餘卒”云云。依本傳行文語氣判斷，歐陽詢當卒於“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渤海縣男”之職位與爵位上，又似在“貞觀初”年之時。“貞觀初”一般即指貞觀元年至二年間，為公元627-628年，若依八十一、二歲逆推，歐陽詢之生年似大致在公元547-548年間，為南北朝時。《新唐書/歐陽詢》本傳亦記“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而就其卒歲則記之更詳，曰“卒/年八十五”云云。若以八十五歲逆推，似當生於公元542-543年間。
然[新舊兩唐書]均載歐陽詢之父為歐陽紇，紇父為歐陽頠。《陳書/歐陽紇》本傳載“太建元年/下詔徵紇為左衛將軍/紇懼/未欲就徵/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道戢告變/乃遣儀同章昭達討紇/屢戰兵敗/執送京師/伏誅/時年三十三/家口籍沒/子詢以年幼免”云云。“太建元年”乃南朝-陳-宣帝陳頊年號，為公元569年。若歐陽紇卒時年僅33歲，紇之生年逆推之則為公元536年。依《新唐書/歐陽詢》本傳載，若逆推歐陽詢生年為公元542年，其父歐陽紇在542年時僅七歲，顯然詢非542年生。由此可知[新舊兩唐書/歐陽詢]本傳所記詢卒於“貞觀初”年當為誤。
民國學者岑仲勉先生定歐陽詢卒於貞觀十三年（見中山大學[史學專刊]一卷四期[金石證史]第八頁），系據清人王昶《金石萃編》對[誕碑]立碑年代所估，王昶證碑似證據不足，然岑仲勉先生以貞觀十三年估為詢之卒年，當已接近。《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將[誕碑]立碑年代推至貞觀十七年，其理由源於撰文者“于志甯於貞觀十七年複拜左庶子”，此論甚為不審。前已有述，于志甯嘗兩番入拜太子左庶子，貞觀十七年為二次“複拜”。參考誕子無逸應卒於貞觀七至八年之結論，[誕碑]立於十七年之說則不攻自破矣。
[新舊兩唐書]，二書彼此就其記錄人物履歷-生卒年代等時間準確率相較，[舊唐書]則更為可靠，畢竟為五代時人所撰，距唐較近；尤其對初唐各類人物與故實，記錄更為詳准。[舊唐書]言歐陽詢卒時“八十餘”，意為至多八十二歲以內。[新唐書]則直言“八十五”詳數，未知本於何處。
前考詢父歐陽紇之生年為公元536年，卒於公元569年，享年僅33歲。大唐男女適婚年齡規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參見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九/沿革十九/嘉禮四/[男女婚嫁年幾議]條目）。可知詢父歐陽紇結婚年代最早不過公元556年，若以次年生詢，則詢之生年應為公元557年。後推八十一或八十二年，則詢之卒年當在貞觀十二至十三年間（公元638-639年），似更合適。
下篇/碑文字考

1/[隋]作[隨]字考
[誕碑]乃至諸多唐碑，逢隋代之“隋”多書作“隨”。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載：“隋字作隨/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王知敬[李衛公碑]-高宗[李英公碑]-天后[順陵碑]-于敬之[華陽觀王先生碑]-裴漼[少林寺碑]皆然/當日金石之文/二字通用/自司馬溫公作[通鑑]以後/始壹用隋字/而[水經注]：溳水東南逕-隋縣西/隨字作隋/則知此古人省筆之字/謂文帝始去辵而為隋者/未必然也”云云。
亭林所論頗值商榷。考《金石萃編》所輯隋代墓碑，如[詔立僧尼二寺記]-[王忻造像記]-[杜乾緒等造像銘]-[曹子建碑]-[陳茂碑]-[賀若誼碑]-[青州舍利塔下銘]-[鄧州舍利塔下銘]-[郭雲銘]-[陳叔毅修孔子廟碑]-[比丘尼靜元造像]-[段元暉造像記]-[阮景暉等造像記]-[陳汝珍題記]等等，逢“開皇/仁壽/大業”年號前均書“大隋”字樣，且多為隸書。[北京圖書館]2003年整理出版《隋唐五代石刻文獻全編》一書，所錄凡隋代碑誌無一不為“隋”字，並不見作“隨”寫。又：亭林所舉作“隨”字諸碑，皆乃唐碑，其所舉[水經注]一書亦乃唐人酈道元所著，不足為證。隋去唐來，時過境遷，故唐時已無需顧及隋代諱字，亭林所持“隨字作隋/則知此古人省筆之字”之論亦應實屬臆斷。
隋文帝-楊堅在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時（公元561年）曾出任隨州刺史（今湖北境內）。保定五年（公元565年）襲封為“隨國公”。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十二月逼迫幼帝宇文衍交出二十郡，並命之曰“隋國”。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再逼迫宇文衍冊封其為“隋王”，並將帝位禪讓於他。次年二月改年號為“開皇”，國號“大隋”。
2/[世民]二字諱考
[誕碑]述及皇甫無逸時稱“世子民部尚書”云云，並未避諱太宗“世民”之名，故後人依此判定詢書[誕碑]應在高祖時，而非太宗時。顧炎武引唐-杜佑《通典》曰“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機。下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今具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云云，以駁[誕碑]書於高祖時說。
清人王澍《虛舟題跋》又駁炎武曰：“唐人最重諱/禇遂良[聖教序]書於高宗之世/世字尚有闕筆/民字尚以人代/況當太宗之世/豈有不諱之理/而世字民字皆無闕/定當是高祖時書”云云，力主[誕碑]書於高祖朝。
然我以為王虛舟所言差矣。高祖之時，正因避“世民”二字之諱太過頻繁，故太宗方下此令，言二字不連讀便不須諱，以減少文書典籍所避之普遍性。考《舊唐書/太宗本紀/上》載：“（武德）九年……又令百官各上封事/備陳安人理國之要/己巳/令曰：依禮-二名不偏諱-近代已來-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典-其官號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云云，記錄甚詳。
後唐高宗-李治時代，亦因其“治”字乃經典文籍中常見之字，故亦下另不諱。考《冊府元龜》第一冊第三卷第三十六頁載：“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缺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意/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意改易（顯慶五年正月壬寅）”云云，是為一證。
3/[牛亭/馬獦]考
[誕碑]有“牛亭始卜/馬獦初封”句，數年來吾嘗與當代歐書第一人田蘊章先生屢揣其義，久辨不明。偶讀晉-崔豹《古今注》，[下卷/問答釋義第八]有“牛亨問董仲舒”數則，所問之事諸如“芍藥/蒙恬造筆/書籍/草木”等，董仲舒均有答復。又讀五代時人馬縞《中華古今注》，內有“牛亭問蟬”與“牛亭問蟻”二則，所問之事與《古今注》類同，故可斷“牛亨”與“牛亭”應為同一人，疑“亭”字或為“亨”字之誤筆或誤刻，或“亨”字又為“亭”字之誤筆或誤刻。不過由此可知“牛亨”或“牛亭”乃漢時人也，嘗就教於碩儒董仲舒。然人名與“始卜”二字連，似又指占卜祭典事。
再考《佩文韻府》，又有“牛享”條目，《國語/楚語》載----“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意謂國之君主祭祀時用牛，大夫則用羊；牛羊之別，又謂之為“大牢”與“少牢”。《毛詩/魯頌/閟宮》有“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句；唐-徐堅《初學記》卷十三又有“禋潔享祈/歆嘗百神”句；其中“享祀”與“享祈”均為祭祀之義。以“牛享”之義與“始卜”二字連，似亦能說通。
然唐人諛墓之文多見四六駢句，上下二句極講平仄對偶。若“牛亭（或牛亨）始卜/馬獦初封”（獦乃入聲字）則為“平平仄仄/仄仄平平”，應合韻律。而若“牛享”則失之律矣。故我以為應以人名之“牛亨”或“牛亭”為是。
“馬獦”一詞依其“馬”字與“獦”字相連，頗費解。清人王昶辨之曰，“獦”字似借為“獵”字，又借為“鬣”字，皆屬碑別字。依王昶所言，若“馬獦”實為“馬鬣”二字，義則通矣。《禮記/檀弓》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云云，本義則為墳墓之上所封新土之形，其狀頗似馬頸鬃毛，亦似斧鉞。唐-白樂天《哭崔二十四常侍》詩又有“貂冠初別九重門/馬鬣新封四尺墳”句可證。宋-黃山谷《王文恭公挽詞》亦有“不謂堂堂去/今為馬鬣墳”句。
4/[皇]字[朝]字讀音辨正
今人讀“皇”字普遍以陽平（二聲）讀法為是，然此字自古至今從無“陽平”或“二聲”讀音，僅辨如下。“皇”字共有三讀。一讀陰平（一聲）“荒”音。“皇甫”複姓本於春秋時宋國戴公之子戴充石，因其字“皇父”，故其後裔襲其字以為姓。而二字連讀則為“荒斧”音（前為陰平一聲/後為上聲三聲）。“皇”字二讀陰平（一聲）“筐”音，匡正之義也。“皇”字三讀去聲（四聲）之“況”音，通“況”字義。
[誕碑]載皇甫誕為“安定-朝那人”。朝那為漢代縣名，屬安定郡，故址在今甘肅-平涼縣西北。朝那之“朝”字應讀陰平（一聲）之“朱”音（zhu），專指此地名，僅此一詞可讀此音也（參見《辭源》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
                                                                    2005/06/30於天津宅邸

第二篇

根据碑文中的“世”“民”等讳字的出现，认为不是李世民统治下的贞观年所作，而应该是早于贞观的高祖李渊治下的武德年间（公元618年—626年）所作。

《欧阳询年谱》中关于卒年的文字

 署名：直隶蕭沉

公元641年→85歲/[唐-貞觀十五年]
　　
　　舊唐書詢本傳曰“年八十餘卒”；新唐書詢本傳則曰“卒/年八十五”；唐-張懷瓘書斷[歐陽詢]條目又載“以貞觀十五年卒/年八十五”云云。然參觀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四[唐朝敘書錄]一文，又似可疑。敘書錄曰“……至（貞觀）十年/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太宗此言一出，似虞世南當已卒於貞觀十年或以前，而歐陽詢亦應謝世。若詢在虞世南後歿，太宗何出此言哉？又參觀新舊兩唐書虞世南本傳，言“（貞觀）十二年…尋卒/年八十一”；則虞世南之確切卒年又當在貞觀十二年。未知法書要錄之[唐朝敘書錄]與兩唐書所載孰是。
　　
　　沈按：法書要錄乃唐人張彥遠所編，距初唐較近。而舊唐書為五代時人劉昫所撰；新唐書則為宋人司馬光所撰。劉昫-司馬光二人較張彥遠而言，則又稍遠於初唐。[唐朝敘書錄]一文，張彥遠雖未屬著者名姓，然必為較彥遠更早之唐人所撰。故虞世南之卒年是否為兩唐書所記之貞觀十二年，尤為可疑。而若依[唐朝敘書錄]太宗之言，則歐陽詢又必卒在虞世南之先，太宗此言方可通也。然歐陽詢又書有溫彥博碑。溫彥博卒於貞觀十一年六月，是又為歐陽詢卒年必在貞觀十一年後之鐵證。若是，則太宗所言“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語，莫非厚虞而薄歐耶？
　　
　　張懷瓘確認詢卒於貞觀十五年，未知本於何處。本年譜姑且暫依其說，然余猶不敢論定也，尚有待於未來再考。

　附：由皇甫無逸民部尚書銜/證皇甫誕碑撰書及立碑年代
　　
　　皇甫誕碑載，其世子皇甫無逸立此碑時，身帶“民部尚書-上柱國-滑國公”職銜與名號。考舊唐書-皇甫無逸本傳，其“民部尚書”銜當授於唐高祖即位之武德初年。本傳曰“高祖以隋代舊臣/甚尊禮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曆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新唐書-皇甫無逸本傳則曰“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曆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遷御史大夫”云云。
　　
　　然其“民部尚書”銜亦嘗拜兩次，前所謂“陝東道行臺民部尚書”乃高祖於陝東道設立行臺（類於臨時政府）時事，非正式所拜，故有二次再拜之由。二次得拜“民部尚書”銜，應在武德初（約武德二年）。舊唐書-皇甫無逸本傳述及於此時曰“明年/遷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刑政未治/長吏橫恣/贓汙狼藉/令無逸持節巡撫之……無逸既返命……尋拜民部尚書/累轉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云云。新唐書本傳所記與此略同。無逸於民部尚書之後，所任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此亦在高宗-武德年內，其“累轉”二字緊依上句任武德年間職事，便可知也。
　　
　　又：清-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卷第三[唐太宗-貞觀元年]條載“名世民/改世為代/或為系/典籍中或作丗/以民部為戶部/凡民字皆改從人”云云。若貞觀年間之“民部”已改為“戶部”之稱，而誕碑仍稱無逸為“民部尚書”，知是碑必書立於武德年間。
　　
　　又：清人王澍虛舟題跋述及皇甫誕碑時亦曰“唐人最重諱/禇遂良聖教序書於高宗之世/世字尚有闕筆/民字尚以人代/況當太宗之世/豈有不諱之理/而世字民字皆無闕/定當是高祖時書”云云，力主誕碑書立於高祖-武德年間。武德共九年，至於確切何年，待考。
　　
　　                                                                    2006/01/26於雲軒公寓

第三篇

认为此碑作于“贞观六年以后，十一年之前”

博客--且听风吟

《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弘义明公皇甫诞碑》，于志宁撰，欧阳询书。碑文楷书28行，每行59字。篆书题额“隋柱国弘义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皇甫诞为隋并州总管司马，在争权中被杀。

皇甫诞，字玄宪，出身名门望族。隋初，任兵部待郎。以后任兵部、刑部二曹侍郎，治书侍御史，尚书右丞，尚书左丞。当时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隋文帝派他去担任并州总管司马。炀帝即位，杨谅要发动叛乱，皇甫诞极力劝阻。杨谅不但不听，还把他囚禁起来。杨谅叛乱后，炀帝派兵讨伐，杨谅率兵前去阻击。就在这时，并州主簿豆卢毓乘机把皇甫诞放了出来，并联合起来，关闭了并州城门。杨谅返回，攻破城门后，将二人杀害。炀帝为了表彰皇甫诞，赠柱国，封弘义公。其子皇甫无逸，曾任刑部侍郎，守右武威将军。《皇甫君碑》，就是皇甫无逸为其父立的。

碑文中虽未记载立碑年月，但据碑中提到的官职，大致可推断出它的立碑年代。碑主皇甫诞仕隋，死于汉王谅之难，时隋仁寿四年，年51岁。皇甫诞死后追封弘义郡公，子皇甫无逸袭父爵。入唐，高祖尊其隋旧臣，拜刑部尚书滑国公。此衔正好与碑文相合，故知此碑当为唐代追立。

撰文者于志宁在隋大业时仅为冠氏县长，隋末山东大乱，他西上谒见李渊，遂为唐所用。碑中其头衔是“太子左庶子上柱国黎阳县开国公”。因为在贞观三年他才受此衔，所以撰文当在贞观三年后。《皇甫诞碑》的书者欧阳询之题衔为“银青光禄大夫”，其何时得授此衔，不能确考。但欧阳询书《温彦博碑》署衔亦为“银青光禄大夫”，《温彦博碑》立于唐贞观十一年（637年），是其所书之碑有确切年代可考者之最晚之碑。“银青光禄大夫”为从二品，较询他职均高。欧阳询书《九成宫醴泉铭》在贞观六年，其所署“太子率更令”不过从四品，故其“银青光禄大夫”衔应授予贞观六年后，故其书《皇甫诞碑》亦应在贞观六年以后。

《皇甫诞碑》及诸多唐碑，逢隋代之“隋”多书作“随”。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武帝保定元年时(561年)曾出任随州刺史(今湖北境内)。保定五年(565年)袭封为“随国公”。大象二年(580年)十二月逼迫幼帝宇文衍交出二十郡，并命之曰“隋国”。大定元年(581年)再逼迫宇文衍册封其为“隋王”，并将帝位禅让于他。次年二月改年号为“开皇”，国号“大隋”。
《皇甫诞碑》是欧书诸帖中险峭风格最为典型者。“学欧者以此为门路，乃易入”。《化度寺》字势较小，《九成宫》奉敕之书，极尽矜持，《虞恭公》暮年之书不激不励，虽都备具了《皇甫诞碑》所不足的“温良之气”，但相比之下，都不如《皇甫诞碑》来得生动，来得纵逸，来得更接近欧书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