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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五期《长安文学》：                

 

                           

                         “转身”：回溯与凝眸

                                ——塞壬近期散文作品述评

                                                                 文/雷喑

 

    塞壬的散文，无疑有着文本性中的多种别致。尤其是那种存在于硬朗、粗粝“叙述”中的真实感，真实感中独具沧桑气息的刀锋般的语感。读塞壬的过程，就是在一种身心的疼痛与快感中挣扎着和享受着的过程。塞壬文本中那些有着小说因素及小说意味的生活化场景，朴素体式中的现代主义结构，场景中质感极强的事件及其细节，那些不时刀削竹刻、力透纸背所“白描”出的人物影像，给与着我们视角上、心理上强烈的突兀感、逼迫感；那些被命运魔咒所附身，被阳光下的“黑暗”所钳制、所挤压、所支配着的“闯荡者”、“弱势群体”的生存遭际，让我们呼吸急促，思虑凝涩，周身芒刺，仿佛深陷于精神世界的重重水火……

    这是当初读其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时，所产生的直观阅读感受。实际上，让我们心灵饱受悲剧意味之美学光芒打击的，还有塞壬散文中那种由内向外不断扩张、挣扎、延伸着的——当那些事物的真相被一点点撕开后不断怒放又在怒放中不断反哺着的“人格力量”，其间峥嵘着一种“破碎的、混乱的、尖锐的气质”（注：后一引号，出自塞壬《我的获奖感言》）

    ——在迟缓、滞重、黯淡、枯燥、逼仄的生活背景上,一个个或明或暗的生存场景里，“我”对各种“入侵物”正面迎接所“撞身取暖”时的极端痛感（注：“撞身取暖”，语出诗人、小说家张执浩），其在散文中所坚守着并一直致力于表现着的“人性立场”，对个人理想主义者的现实生存遭际的高度关注，决定了其写作气质及作品风格具有着某种程度上的抑郁性、“沉痛性”，以及隐约其中略有分裂感的精神症候。

 

    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奖之新人奖，给了塞壬名至实归的荣誉；《下落不明的生活》固然给了塞壬疼痛中极大的书写愉悦和身心快感，但更给了她近乎“阶段工程告竣”后巨大的心理疲惫。

    因而，对于一个“需要鼓励”、“需要掌声”然而却执意“只肯为自己写作”的个性写手而言，“我要喘息一下，修整一下”的想法，是每个可能的“塞壬”都可能有着（过）的。

 

    人生，所终极渴望拥有着的，无非是一种闲适、惬意、自由中的归属感，或曰“乡村精神”。虽然在《下落不明的生活》中，亦不乏“不断闪现的温暖和善意”式的词汇，亦有着在某种特定的时辰才能产生的柔软而平复的心理感受，但它们早被其流浪生涯中更多的“漂泊、动荡、茫然、悲愤”、“挣扎、喊叫、对抗、破碎、痛”所挤兑，所压榨，所粉碎，继而“消失”得微乎其微。

    所以，塞壬，让自己从当下文本中的“在场性”抽身而退，退回到一个更容易触摸和领洗着人性暖意、最大可能地屏蔽掉当下周边的喧嚣和烦扰的——相对安静的精神空间，寻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得以“修整”、“散心”的心灵栖息地——至少能借以将献身于写作时汇聚的心理能量“缓冲”几尺的后续写作位置，以调剂前一阶段的写作所引发的身心疲劳，便是一件顺其自然的事。

    于是，塞壬便转过身来，她看到了心灵内部从记忆的“后花园”闪现出的另一重遥远的时空。看到了岁月深处“过去时”中的那些陈年旧事。看到了从孩提时代到青年时期处于人生成长发育阶段的另一个“塞壬”，另一个自己；看到了曾经置身于其间、只需轻轻弹去落尘——便可依旧清新如初的一幅幅生命场景，场景中的一起起事件，事件中一个个人物的音容笑貌、生逢遭际、命运缩影、爱恨悲欢……

    于是，继《下落不明的生活》之后，我们又能有幸读到塞壬近期的不少新作，力作。比如《旧词条》（系列），《羊》，《1985年的洛丽塔》等。

 

   一、关键词：“转身”后的位置，与视角。

    显然地，《旧词条》（系列），《羊》，《1985年的洛丽塔》，它们皆有着作者立足于“当下”，面向“过去”，回溯或凝眸的总体视角，其间亦不时穿插运用着“意识流”与“蒙太奇”的时空媾和与位置转换等表现手法，使一些极具传统质感的并不算新鲜的素材所结构出的文本，又具有着几分生动跳荡的现代意识。

    几乎在每篇作品中，或开头,或中间,或结尾,都会不时地间或闪现出诸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式的“切入式”提示语——“多少年之后……”，或“我至今没弄明白”(《招魂》)，“那个时候……”（《拖拉机》），“这么多年过去了……”（《迪斯科》），“我那时忽然明白……”(《雪花膏》)，“多年以后……”（《羊》），“只是那个时候，我无法总结”，“这话我现在听来，就好理解了”（《1985年的洛丽塔》）。

    如此，便可能令某些读者在将诸篇连读时，产生某种言说层面上的单调感；但是我要说，这种不时重复和强调着的“单一叙述模式”中的貌似“单调”的言说者口吻，却能使读者自始至终不会游离出《旧词条》等作品所同构氤氲出的“回忆式”的语感氛围，始终会沉浸于那些字里行间或隐约或浓烈、或明亮或灰暗的怀旧气息中。

    我们渴望，也心甘情愿地被作者带向那些过往的、至今仍温馨着的、尽管也偶尔尖利着的场景中去。那是塞壬的，也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甚至有时比塞壬还要塞壬，我们世俗生活中的肉身和精神内部的疼痛，并不比她轻松，或减弱多少。

    与此同时，这种书写视角所直接为自己带来的可能的风险，便是最难掌握的记忆中的距离感，困难在于如何避免使用现在的心智与情感来修正关于过往的记忆,以及可能的“破坏”中的失真。因而，此类文本的写作过程，既是一个对记忆底片上童年生活的还原过程，更是一个从当下的视角重新审视和评估过去年代的经历、经验和对当下境遇进行深度观照的过程。如何使“当下”的写作不致于对过去的重温造成可能的粗暴解构，不使其受到损害或曰丧失其原先固有的原生状态，这对于任何一个尝试该重写作向度的写作者，都将是个无法回避的考验性的难题。

    但问题似乎仍然远没有这么简单。

 

   二、关键词：对比或反差中的美学色泽。人性中的“暗疾”，或“黑暗”。

    很明显，在塞壬的《旧词条》等诸篇散文中，“我”，已被作者明确给出一个女性的“性别”言说身份，在其关照下，“我”所有的心理活动、置于事件中的立场、对待事件和人物的态度等，顺应着“童年——少年——青年”这根个人成长履历的链条，随着时光的流逝、场景的迁移、事件的生发与进展，一个“女孩”的身心发育及性格形成在微妙地嬗变着，有着多重层面上的自然而有机的变化，调整。使我们能够在《旧词条》的“过去时”中，感受、领洗着人性中的些微柔和、纯净之美。

    但很快，我们还未从阅读中真正快乐起来的身心，却又重新被塞壬置放到一幅光线灰暗、色泽凝重、空间逼仄的乡村场景中。过去的年代，突然复活，把我们一个一个给“抓”了进去。

    读《羊》，我们的视野中，便始终沉默着、哀伤着一只乡下的母“羊”。她是年轻的，又是苍老的；是健康的，更是疾病的；她是美丽的，亦是丑陋的；是温顺的，更是倔强的……

    从写作学的角度而言，“羊”，是一个慢慢的越来越凝重而深刻的“意象”，它是一个集“她”的出身、秉性、在群体中的遭遇、位置，以及被“身份”标定的典型心理等的集合体；此外，“羊”本身黑暗而微弱的光芒，使我们看到了“她”周遭似羊非羊，似狼非狼的另一簇群体。“处境”当是塞壬执着于表现与传达的恒久意识，“聚光”与“折射”当是塞壬此类作品的拿手好“戏”。

  “她”，是《羊》中的一个傻妹，名叫“淑兰”。塞壬，在《羊》中，名字叫“我”，她起先也就是十一岁之前，并不是个好孩子，甚至“劣迹斑斑”。

   《羊》中，三个年轻的女性智残（障）者（“一傻”、“二疯”），尤其是“我”的堂妹“淑兰”所深陷周遭人性之“恶”中的生逢遭际、悲苦命运，以及塞壬在该文前半部分所给与她的肖像——斧劈刀刻、入木三分的暗黑色“白描”，将我们之前阅读系列《旧词条》时所产生的眷顾、温和、性懵懂时期所特有的骚动心理，及其其中的神秘与焦渴之美，完全给冲散了。

    尽管，关于傻妹“淑兰”，塞壬在文中不惜笔墨出脱了她的“清新、潮湿、丰盈、鲜润、娇嫩、羊脂般透明”之美，但围绕她身边“嫉妒着、恶意着、捉弄着”，“觊觎着、垂涎着、淫邪着、欲望着”甚至“强暴着、糟蹋着”（过，了）其身心的或亲人或他者或“野兽”的诸多“恶人”，包括文中“我”被良知“唤醒”由“魔鬼”净化为“人”之后的大段议论（或立场中的评判），其中悚然出现的那些“恶词”——“贪婪、邪念、兽性、诱骗、恫吓、侵犯、诱奸、轮奸”、“面具、伪善、策略、心机”等用之于评价和定义诸多人性中的“恶”之语言符号，它们是那样地突兀，狰狞，让人恐惧和恶心，它们被塞壬毫不避讳地“戳”于文本中，彻底颠覆和瓦解了我们读《旧词条》时的片刻愉悦。

    尽管《旧词条》中依然有不少处，同样在不同程度上一次次“硌”疼过我们的阅读视野和审美神经。

 

    然而，无论《旧词条》之《雪花膏》中，“我”与同桌“玉秀”由雪花膏引发的“狐狸精”一说，以及其后“和好前”的争执与揪扯；无论《拖拉机》中，与叔叔相好的那个女人在找到工作单位后对他无情地抛弃；还是《的确良》中母亲与婶娘两个女人之间“借衣臭美”的妯娌恩怨；乃至《黑白电视》中小婶对“我和弟弟”蹭她家电视看时的不客气，小势利；《喇叭裤》中那位可爱的小男老师，因穿喇叭裤被视为“坏人”，后来不得不离开“我们”……此中，事件本身所寓含着的“意义能指”，或其所折射出的部分人物的偏狭、嫉妒、狡猾又可爱的品性、心理，皆是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可以被理解亦可以被原谅的寄生“暗疾”，而非同长篇散文《羊》中“窜”出来的那帮“男人”所放纵、骄横、恣睢着的十恶不赦的“兽性”，所犯下的那些不可饶恕的人间“恶行”。

    因此，同样揭示、呈现和指谪“人性”中的“黑暗”，塞壬的《旧词条》系列在情感、语感及态度等诸方面，整体上基本保持着平行，平行中亦有着些微的波动，但与《羊》却有着近乎本质上的不同。

 

    成年后的塞壬很难得。更为难得的是，“我”作为一个“过去时”中的参与者，亲历者，多年后，并非只是对着过往中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进行自我逃避式的评判，在讲述或表达的过程中，在那些穿插于事件性的片段与片段之间，或者事件穿插于其间的那些“内心独白”式的批评性文段里，“我”（塞壬）也是被毫不留情地省察、解剖与审判、清理着的一位。

    为便于分析塞壬在《羊》中，对人性的审视和批判视角，我们不妨将其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上部分（1-5节），主要是从多年以后的视角切入（未必是当下），即至少在我完全长大成人之后再次回到故乡探亲时，怀着深悔而虔诚之心，为傻（堂）妹淑兰洗澡、梳头、修指甲。尚未过多触及往事中因“我”而引发的疼痛之处。即对“我”的批判与拷问尚未开始。

    中部分（7-10节），则采用意识流手法，突然插入首句“家里出了个傻子，我终于有了可以欺负的对象”。由此开始，实录了几件较为典型的——“我”在未“通过阅读慢慢调整了心性”，“慢慢觉醒”，“懂得是非美丑爱”之前，即在“劣迹斑斑”的童年时代，因嫉妒淑兰的天生容貌而设计施展出的几起“鬼点子”和施暴行为；同时，对“我”当时种种行为中的心理动机进行了真实而痛苦地披露。审视、指责和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那时的“我”：是那样的“顽劣、恶意、恶毒”，想法设法地“滋生邪恶毒计”，“欺负”她。

    而下部分（12-，其前的第11节为上部分的跳跃性衔接），则缘起于淑兰父母将其出卖给富甲一方的养殖场主“徐跛子”，自此开始，延宕出一桩桩发生在淑兰身上不是虐杀但至少是摧残性的悲剧：浑身是伤，下体流血不止；逃跑被亲生父亲暴打后，再次被送往“徐跛子”家；“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子，儿子九岁时溺死在自家池塘。在该部分，作者似乎怀着满腔义愤，通过大段大段的激烈的控诉般的言辞，将揭露、鞭笞与鞑伐的利刃投向了为富不仁的“徐跛子”、侵犯了疯姑娘的“村支书”，包括“淑兰”们的父母、兄长“铁军”这类“恶人的帮凶”们，以及周遭那一群群“想偷看她们，想做不轨的勾当”、“无聊地拢过来，满脸猥琐的贱笑”，怀揣着兽性的“男人们”。

    如果我们一味沉浸在作者这种义愤填膺的控诉和声讨声中，以获取某种解恨似地快意，那么，则极有可能是我们对塞壬文本的再次或又一处误读。

 

 三、关键词：句中的关键词。潜台词。力量。

    我们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羊》中类似“家里出了个傻子，我终于有了可以欺负的对象”——诸多这样的句子上来。其“终于有了”，再简单不过的四个字所构成的这个整体性的关键词，该有着多么丰富、尖锐而深刻的潜台词。其它，诸如：

 

“她只会发出本能的惨叫，象动物那样嗷嗷着，却从来没有攻击性”。

“居然有人拿我跟她比，黑皮子底，没傻子淑兰好看；傻子多好看啊，白里透红的，这太可气了；我便对着镜子照，太绝望了”。

“小打小闹，并不能解决我心里真正的恨意”。

“是啊，她要是傻得彻底倒也好了”。

“诱骗、恫吓、侵犯变得赤裸裸，毫无规避，这样的男人甚至来自于她们的父母、兄长和亲戚”

“男人有防线，有道德负担，他会带上面具，会伪善，不再赤裸裸的背后，是策略，是心机，是兽性的另一种极致”。

 

    及至全篇尾声，甚至不知不觉地联想到自己的“当下”的身世飘零，对生存窘况的刻骨感受：

“……我（也）有成为一个疯子的危险”。

“我有时觉得自己也身在其中，我看到太多的人也身在其中，竟毫无知觉。我跟她们不同，但一样也有着羊一般的姿态。羔羊一样的沉默”。

 

    类似的语句，貌似直白，浅易，实则蕴藏着多少无以言表的尖锐而深刻的思想锋芒，和辩证法的力量。

 

  四、关键词：隐喻。内涵。及其他。

    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如果说《旧词条》中的短篇《招魂》具有一定的隐喻意味，那么《羊》的结尾，则毫无疑义具有着更为深广、沉郁和忧愤的思想内涵：

    大年初二，“我”的舅舅带来给家里拜年的6岁女孩“惠敏”（“我”大表哥的孩子），竟然是去年脑瘫的。“我太熟悉这样的眼神了”，并将“淑兰”与“惠敏”两个名字在文中并置——“淑兰，惠敏，我默念着，这是多么美好的名字……”，仅她们的名字与智障、与实际发生或未来仍可能延续发生在“她们”（子嗣）身上的悲剧所构成的反讽色彩，亦足以称得上意味深长。 

    读塞壬，我们的阅读意识和审美视野里，总能忽远忽近地感受到鲁迅先生作品所独有的深刻、沉郁而哀婉的悲剧气质，力透纸背的白描功力，朴拙、坚挺、锐利又不少含蓄的文辞风貌。

   《旧词条》的某些篇什，塞壬的另一长篇散文《1985年的洛丽塔》，总会让人不免想起《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读《羊》，便会联想起《祝福》中丧夫改嫁、子落狼口、一生时难运蹇，终在新年爆竹的火药香中孑然一身、孤寞死去的祥林嫂，想起《故乡》中的“闰土”一家……

 

    在《1985年的洛丽塔》中，在父母因担心“我”在暑假里到处撒野、三天两头地受伤而将我送至城里的姨妈家时，作者这样写道：“在以后很多年的时光里，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既可怕又熟悉，我时常觉得我的生活捏在别人手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透析，或者生活中也不缺少的大量的实证，皆表明，一个人的童年中所发生的干涉或创痛性的事件，对其造成的心理阴影，不仅会深植或暗藏于其性格的基因体内，潜意识的襁褓之中，更会延伸和影响至其一生的性格发育、人格的基建和养成。儿童的身心发育和后天的养成性教育过程中，委实需要我们父母亲人们、各级教育机构、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关注，给与尽可能多地呵护，与培育；而这一切均应建立在了解、尊重儿童先天性格与儿童自然心理特征的前提之下。儿童成长期内“揠苗助长”与“矫枉过正”，以及家庭变故等所给与儿童身心造成的负面甚至恶劣的影响实例，无论过去还是当下，皆不胜枚举。因此，从该重角度而言，塞壬的散文文本，在某些方面对读者所可能激发出的思考，已超越了文学文本本身的思想意义与话语范畴。

    该文中，随着“我”的成长，“长大成人”后，那些与母亲厮守的时光中，“我”总是对她心存芥蒂，对其打扮或外出的行为动机疑窦丛生，其直接的心理“暗疾”或称之为病态的神经敏感，并非来自母亲本身，而是在童年时代“我”曾亲眼目睹过的那出“耸动的白苹果事件”（那个伏在姨妈身体之上干那恶浊肮脏之事的男人之臀部意象）。此种“意象”甚至影响到作者若干年后自己身心对“男性”潜意识中的恐惧感和高度本能的戒备心理。

……

    由此可看出，在塞壬的近期散文中，尤其是长篇散文中，“议”在“叙”、“描写”等散文常规的写作手段或表现手法中，占有很多的文字比重，此中自然不乏对社会、生活、情感、百态万象等的真知灼见，亦能达成在必要时“画龙点睛”、“深化题旨”之写作功能。而其中对人成长过程若干事件影响的生成性的探究与展示，无疑令其散文文本内部寓含着深刻的人性主题的深度开掘，与意义归结。

    但也正因为这些有时因为身心内部的剧烈冲撞与激动而自然生发的议论，诉诸于文本时不免失之于不够节制而凝练，致使其作品的主旨或意义的揭示稍显直露，在某种程度上淡化或消解了自身文本本来具有的含蓄蕴藉之美。

 

 五、关键词：女性。性别。人性。

    同样需我们予以关注和探究的是，也是笔者曾在前文所提及过的——“我”的“女性”性别身份。不管这一“言说者”的性别，是散文作者塞壬本色书写时的自然生成，必然选择，还是她所给出的一种出于文本表达意图所特为之定义的角色，其通过文本“现场”中“我”极具本色特征的言说，却赋予了文本更多的意义发散和符号能指。

   “我”，作为“女性”这一性别特征的个体符号性，无论是体现在《旧词条》、《羊》，还是《1985年的洛丽塔》，与场景或事件中的同类女性或男性，无论个体还是群体，无论所指还是能指，均同构出或对立或统一、或既对立又统一的多向而复杂的人物关系，及人物心理。

    对“淑兰”们这样的“同性”智障者（女性，女人），“我”，也就是塞壬，既满怀同情、理解和悲悯之心，又在长大未成年时，对其有着明显的讨厌和发自内心深处的嫉妒之意；对待自己的母亲、婶娘、小婶、姨妈等，亦是爱恨交加，恩怨难辨，既然都是自家的人，或者血缘也叉不到哪里去，所以“我”对亲人、亲戚的态度与感情，也不会过于粗暴、极端，只是颇有怨怼之词，却绝无谩骂诋毁之心。

    对待父亲、叔叔、“小老师”这样的男性（人），“我”总是心怀崇拜，满心欣赏，几多欢喜，塞壬有关描写其举止言行、音容笑貌的文字亦是非常的轻松、美好而富有诗意，甚至存在某种程度上女孩子的恋父情结的迹象；而对待视“我”远方姨夫的存在于不顾，与姨妈公开通奸的另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我”则是感到万分厌恶，恶心之至；那么另外那帮家伙呢，简直是他妈的连魔鬼、畜生、禽兽都不如，比如“养殖场主许跛子”、“村支书”之流，还有那一群群心地鄙污的闲汉们……

……

   “我”的立场、态度、感情之所以如此在懵懂混沌中爱憎分明，固然是生活场景中发生的那一起起或阳光或阴暗或美好或龌龊的事件使然；但同时，亦与“我”的女性身体性别中与生俱来的“生理恐惧”、“心理弱势”、“灵魂深处的不安全感”有很大关系。“我害怕那种我无法主宰的力量，害怕看不见的，无法预知的事物”，“渴望守护我们这些老是被鬼骚扰的孩子”（《招魂》）；

    另之，人性深处的“同性相吸、异性相斥”的生理本能，自我保护、嫉妒、攻击的欲望及通过其获取快感和心理补偿的意识本能，性意识的萌动、滋生、觉醒，对性气味的敏感与趋近本能，对性神秘的渴求了解、女性的性羞涩心理、对轻率闯入的性要求的拒斥，以及性暴力、性侵犯所能给与女性造成的甚至影响其一生性心理、性行为的巨大伤害，乃至会深深影响并铸成其一生对所有男性的恐惧、敌意和对抗，致使其固执地信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关于该点，笔者在前文已经提及。凡此种种，在塞壬的《羊》、《1985年的洛丽塔》等作品中，均有着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晦的暗示、呈现和印证。

 

  六、关键词：成长的残酷与诗意。

    从另一重角度看，塞壬的近期诸多散文作品，其实所呈现或传达的，却又是一种“女性”自童年到成年成长过程中不断被拉伸着的残酷的“诗意”。

    言其有着一定的“诗意”，并非与塞壬的“我无情可抒并对诗意反动”的当下时期的写作真相相冲突。“过去时”中的诗意，是那个“身体意识”刚刚萌动，青春的“火苗”即将点燃的特定年代所自然存在或主观生发出的“真实感受”。幼小或年轻，生活的艰辛与人生的苦难，总归会被某种亲情的“呵护”所程度冲淡，所部分解构，所暂时遗忘。

    在《旧词条》和《1985年的洛丽塔》中，分明有着童年时代诸多虽然无趣但依然称得上美好的生活场景，明丽、温热而柔软的细节，比如关于她的阅读，她的男孩子般的自由不羁——无拘无束的到野外上树、捕鸟、撒野……这也就注定了其散文笔触，较《下落不明的生活》多了些微亲昵、柔情、温婉和暖意。

    言其是一种“残酷”，因为成长毕竟是一种代价，一如诗人韩东说“成长是一种错误”。成长过程中的风雨坎坷，身心所遭受着（过，了）的摧残与帮助，冶炼与出脱，疼痛与幸福,悲哀与欢乐，微笑与泪水……使任何一具建立在肉体本源躯体中的生命,尤其是一位女性，饱尝着一切可能的身心创痛的经历，与心理情感经验。此与他或她的家庭出身、立足位置、性格趋向、职业生涯等，并不能构成丈量生活品质状态的客观比例尺，或生活、情感、命运坐标系的线性函数关系。

    这种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残酷”发生，常常会使正在年轻着的心灵发出提前衰老的个人心理感受上的错觉。它们可以将一个男孩或女孩的青春雕刻或咬啮得异常精悍和美丽，更可以使其在一生的灰暗而紧张的心理沼泽内痛苦着自我挣扎，自然人格和（或）社会人格可能会因此而变异、扭曲，甚至呈现着一种一触即发便条件反射似地施加进攻性报复的病态心理，畸形人格。

    因此，塞壬当下的“怀旧感”写作，其文学主旨和美学意义，并非仅仅是或指向过去，或指向现在，当下，乃至永远的未来；而是一直紧扣并弹奏着古老而现代，原始而终极的人性渊源，精神脉搏。

   限于篇幅，此处已不便对塞壬上述作品——“成长过程中的残酷诗意”，作进一步展开，并施之以详实而具思辨性地分析。

 

七、关键词：文本内外的立场，与态度。

    无疑地，塞壬的散文，有着明显的“叙事性”，亦融入了小说注重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等的长处，但此，并非是其散文写作中所致力于建构与拓展的“重心”。为了更好地阐明塞壬散文的文体特征，不妨言及一下其它。

    古今叙事散文，尽管其注重“叙事”，但其写作所表达所彰显的根本，却是“性情”，而非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从美学的角度看，小说强调的是客观美学，而叙事散文凸显的是主观美学。但二者相同或曰非常的接口，是无论小说，还是叙事散文，抑或其它，它们均可以用来“透析”、“揭示”与“传达”；不同的是，小说靠形象，而叙事散文则可既靠形象，亦可靠故事，靠言说，靠比兴，靠抒情。一句话，叙事散文，乃至散文，是个功夫派中的“自然门”。与无规无矩、无章无法中，中得心源，出神入化，方可得大境、囿大法。其前提是，身心污垢尽除，灵魂铠甲俱摘，以天庭灵魂驱一具人间肉身，舍身饲虎，或正面痛迎，无所畏惧。

    然而就本人的阅读感觉及其对其文本的揣摩结果推断，塞壬在书写时，似乎从未考虑过“我要把它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文体，或文本”。她只是在呈现一幅幅真相，记录一种种事实，重温一段段经历，传输一次次经验。当然，她不是对这个世界无动于衷，不是“变得不再感动，不再去爱”，“我要为自己祝福，这么多年，我终究保持了良善，保持了感动和爱”（注：语出塞壬《我的获奖感言》）。

    所以说，塞壬的上述作品，尽管有场景的营造，有鲜活的事件穿插与拼接，有“大量涌入的细节”，“密集的语言队列和反复闪现的某一意向”（如《羊》，“羊”这一浓缩、象征着“淑兰”们一生命运处境的意象，在全文出现计八次之多），有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的人物……但其视之为最为重要的，最根本的，也是文本建构所必须并最终指向的，是场景或事件内外书写者的立场,与态度；而非局限或专注于场景的设造、事件的编织抑或人物的刻画。一如《旧词条》系列——各种旧词条，确实是旧词条，但又并非只是旧词条。它们似乎象一条条、一片片沉积在岁月河床底部的碎玻璃晶片，上面蒙满了时光世事的灰尘；塞壬把它们一条条一片片捡起来，再一条条一片片地把它们拭亮。但她需要的不是单一反光，而是把它们集聚起来，按原来的次序或进行一些必要的创意——它们就能从各个角度同时把那个时代的曾经发生的一切全部“还原”，让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全部复活……而其写作的真正意图，却可能是——借此对场景或事件中的人物，对人物与人物关系之间激发出的人性表里，进行着深度体察，审视，批判，和艺术化表现，包括对自身的怀疑，审慎，解剖，思辨，归结，清理，背叛，与蜕变。如此，也就使自己的文本不是面向文学史而发言，而谄媚，而邀宠，而是将其作为自我身心调节、精神运动，以及与外部世界对话与碰撞的一个个既是自由的更是严肃的意义板块，或曰文学文本。

    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理解了塞壬《羊》中的一个核心意象“羊”的深意了。而《1985年的洛丽塔》，显然，比《羊》阅读和理解起来更轻松些。不同的是，二者的心灵气息，言说中的语感，艺术能指与美学取向。

 

    基于上述，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塞壬的《旧词条》等，这些“画布”似地或大或小的“夕拾”的“朝花”，其依靠本身事件的年代发生性而相互辉映着的记忆、意识碎片，以及此类文本那种永远的回忆式的视角，不动声色的沧桑中所至今珍藏着——一经激发便不可遏止的——对青春岁月无比眷顾的人性情怀，即便只是感性地蓦然回首，却也足够让作者自己，包括我们，更能知道现在置身何处。

    这种无意于故作深刻却在平易质朴的文本中“借古察今”式的表达，这种出自人之本性的自觉眷顾，面向过去，感性中自然生发出理性思维的无丝毫轻浮笔触的书写，呈现着并从某种层面代表着人类自古以来的，永远不会改变的“回眸”姿态。它是过去，亦是现在的，更是将来的人类心理情结与情感意志的体现与传达。

    因而，塞壬的散文文本，便自然有着一种永恒的人性气息、生存意识和人性空间的美学开掘与表现价值。

    因为——“美，总在过去，而并不在未来”。

 

 

  结语。

    “事物先介入了我，我的散文写作仅仅是对这一介入的回应”。“纷乱的生活，梦想的碎片……记忆，自我，现实，这些事物蜂拥而来，它们渴望被书写，也渴望被审视和被忘却。”（注：引自《授奖辞》）

    因此，就当下的散文写作而言，塞壬既非一个捕风捉影、浅尝辄止者，也非追风赶潮的主题先行者，或故作高深的观念演绎者。其在尊重事物本真的存在与发生、呈现事物内部所可能蕴含着的“意义”的同时，有着由自发到自觉的本真写作意识，有着对事物及其关系在不丧失其原生性质感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梳理和驾轻就熟地嫁接、重组、处理能力——这也恰恰是一个散文作家进行散文写作所必须的。

 

    从《下落不明的生活》（散文集），到《旧词条》系列，到长篇散文《羊》、《1985年的洛丽塔》等近作，塞壬，成功地实现了个人散文写作史上一次自然而然的“转身”。亦可视之为，其获得2008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新人奖前后的一次自觉而有机的创作调整。

   “从自发到自觉……形而下的表达，形而上的意义。是个体经验，看见并说出，并不是简单地抄袭现实，而是深入事物的本质，逼进内心，正视人自身的弱点，表现人坚挺的立场……呈现真相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表现人如何成为了人……”。塞壬在其《下落不明的生活》获奖感言中特别予以申明的个人散文写作原则，在本辑选发的《旧词条》（系列选八）、长篇散文《羊》和《《1985年的洛丽塔》中，得到了坚实地凸显和未有违其写作初衷的有力践行。

                                       2009.11.1于浙江上虞舜泉酒楼草就

 

      注：本文为受广东一家杂志之约，为其所编发的塞壬散文小辑所写的评论文字，故文末出现了“在本辑选发”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