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这也许是个笑话，可在当时的新疆屯垦部队中却是件真事儿。十万屯垦部队，没找朋友没娶妻的人非常多。这些人都是二、三十岁了，有的还是四十过了。这么多的光棍聚在一起，无论白天晚上，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讨老婆，用当时的一个时髦名词就叫“精神会餐”，意思就是说讨不到老婆，谈一谈也是乐。

一天，一个 连长的夫人带着她的妹妹从河南乡下来探亲，这对姐妹不是长得很出众，可她们来了后，整个连就像仙女下了凡，全连的人都想着法子要来找连长请示汇报，目的就是要来看看这对姐妹，尤其想打听妹妹多大了，找了婆家没有，能不能留下不走。连长知道这些人的用意，将心比心，老婆没来前，他也是想得寝食不安。可是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来，弄得他应接不暇，老婆来了一整天，别说两人还没亲昵一次，就是悄悄话都没说上两句。连长忍耐不住了，站在地窝子门口大声吼叫：“你们想干啥?都给我滚!”

老婆见丈夫发这么大火，感到很不理解，走出来拉他，说：“你这是做啥?人家来找你，你发咋火?”

连长说：“你知道啥?他们都是些没沾过腥的馋猫!”

老婆说：“馋猫怕啥?他们还能吃了我?”

“他们不吃你，可要来看你，还想把你妹妹娶过来!”

“你开啥玩笑，我妹还不满18呢!”

“你不信，听外面在说啥?”

连长手指了下地窝子外面，外面真有一伙子人聚在一起，他们像唱又像喊，大声叫道：“姑娘十七八，好比一支花，人见人喜爱，我们想娶她!”

老婆有些不高兴了，嘟着嘴说：“咋?解放军也流气?”

连长说：“不，你说得不中，这不是流气，这是人的本能!”

这事不翼而飞，很快飞进了王震的耳里，引起了王震的重视。王震觉得七情六欲，人皆有之，屯垦部队又不是和尚，想讨老婆是人之常情。因此他深感到，解决未婚官兵的婚姻问题是件大事。他想起自己曾多次号召全体屯垦部队要扎根新疆，为建设美好的新新疆而献身，但要是不能解决大家的婚姻问题，又怎样叫大家扎根、献身呢?

王震去找后勤部了，要后勤部为未婚的屯垦指战员找老婆。他问甘祖昌：“老甘，你有咋办法没有?”

甘祖昌习惯地摸了摸头，“嘿嘿”笑了两声，说：“你这倒是个新鲜事，司令员要为部队官兵找老婆，自古以来都没听说过。”

王震说：“没听说过的事，我们也得做。你想，不找老婆，这10万屯垦部队，能在新疆扎根吗?能为新疆建设献身吗?女大当嫁，男大当婚，这是件很大的事啊，我们能不管?”

甘祖昌说：“管是要管，可解决起来，恐怕比搞粮食物资都还难。”

王震说：“所以我要来找你们后勤部嘛，你帮着一起想想办法吧。”

两人面对面地坐着，手里的香烟吸了好几支，水也喝了好几杯，最后两人商定先把情况摸清楚，分官兵进行统计，没找对象没结婚的究竟有多少，然后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是号召大家写信或者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在老家找，找到了的可以迁到新疆来安家落户；二是到北京、上海、长沙、武汉、杭州、重庆等大城市去招一批女兵来，鼓励男女自由恋爱。过了两天，甘祖昌听几个山东籍的战士说，抗日战争时候，山东有过很多次激烈残酷的战斗，很多地方的男人都去参军参战了，许多人英勇地牺牲了，留下了不少寡妇，从20几岁到40来岁的都有。甘祖昌赶紧将这情况报告王震，王震一听“哈哈”大笑了起来，说：“是啊，我咋没想到这一招呀?去，到山东去招一批妇女来进疆，这样年龄大的官兵也可以成家了!”

没过一年，屯垦部队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了，广袤的塔里木和准噶尔盆地的屯垦区更是一片生气昂然，以一班为一室的地窝子渐渐变成了一家一个地窝子了，男女老少都有的人口结构也开始改变过去的单纯男人世界了!

王震和甘祖昌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可有一天，王震却突然如梦初醒地对甘祖昌说：“老甘，你看我这人多粗心，咋就没注意电灯底下黑呢?”

甘祖昌很茫然，不解地问：“王司令，你说什么呢?”

“什么?你呀!”

“我?”

“是呀，光忙着给屯垦部队找老婆，你的老婆问题也没解决呀!有没有线索?”

“没有。我的事你不要操心，屯垦部队的事是大事，解决了就好了。”

“不行，你的事也要解决。”

王震四处留心，一天听说军区子弟学校里还有十几个单身女教师没有成家，正好他的三个孩子都在子弟学校读书，他便以了解孩子学习情况为名到学校去了。他找到女校长李平说：“李校长，听说你学校还有十几个单身女教师，是真的吗?”

李校长点头说：“是，王司令真了解情况，连我们学校还有多少个单身女教师都清楚。”

“我是听人说的。李校长，我们子弟学校可不是尼姑庵哟，你这个当校长的不能只顾工作，不关心教师的个人问题哪。她们离乡背井到这里来工作，父母管不到，组织又不帮忙，婚姻大事怎么解决?我告诉你，如果再过一两年，这些人还没成家，我就要拿你兴师问罪喽!”

“请王司令放心，我保证不让她们当尼姑!”

“那就好。我跟你说，你看看有没有合适的，给甘祖昌介绍一个。”

“行，一定完成任务!”

李平开始找那些单身女教师谈话了，有机会就帮助牵线搭桥，很快就有几个喜结良缘了。她十分注意给甘祖昌找对象，到甘祖昌那里询问条件要求。甘祖昌告诉她，人长得漂亮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品质要好，能吃苦耐劳，心地善良，没有坏脾气，可以与他终身做伴侣。至于是不是结过婚，有无孩子，都不要紧。按照这个条件要求，她先后物色了两个，一个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但有段个人的历史没有搞清，甘祖昌觉得不妥，放弃了；另一个是延安来的，甘祖昌认识，此人的脾气挺大，他没有同意。

李平又帮助找第三个了，她名叫龚全珍。甘祖昌同意见面，但李平未告诉龚全珍，只说甘部长要来学校了解后勤部的学生情况，要她作点准备。不一日，甘祖昌来了，李平给找了个地方，叫龚全珍去。龚全珍按照部队的要求，一进去向甘祖昌进了个礼，两人分坐在桌子两边。龚全珍掏出本子来，把写在本子上的情况向甘祖昌一一汇报。她的眼睛一直盯在本子上，始终没有抬头看甘祖昌一眼，一汇报完她就站了起来，向甘祖昌又敬了个礼，转身出门走了。李平来问甘祖昌印象如何?甘祖昌说：“身体挺好，就是太年轻了。”

李平说：“身体好，又年轻，好啊，今后更好照顾你呀!”

“晓得人家咋想呢?愿不愿意呢?”

“我去问问她。”

李平来到了龚全珍的房里，问：“龚老师，你觉得甘部长怎么样?”

龚全珍觉得很茫然，说：“什么怎么样?”

李平说：“他这个人呀，你觉得他怎么样?”

龚全珍还是不理解，说：“你不说他来了解后勤的学生情况吗?我向他汇报完了就走了，他也没说什么。”

“你没看看他?”

“我看他干什么?我抬眼都没抬，以后碰到他，我还不认识。”

“你也你，都结过一次婚的人了，孩子都有两个了，年龄也二十八、九了，咋就没意识到人家是要来跟你相亲的?”

“我不知道。再说我还没考虑要不要再成个家呢。”

“那是一定要成的。你没听王司令是怎么对我说的?子弟学校不能做尼姑庵!你考虑考虑吧。”

李平走了，可龚全珍并没考虑。过了两天，甘祖昌又来了，说要看龚全珍的两个小孩。两个小孩都是男的，大的5岁多，小的3岁，都在学校里。甘祖昌像父亲似的抚爱着两个小孩，把他们抱在身边，问他们喜欢玩什么，吃什么，打不打架等等。两个小孩也毫不认生地和他亲近，才接触就像很熟悉了。龚全珍站在一旁，心想这人挺有人性的，一点首长的架子都没有。但随后又想，人家毕竟是首长，自己只是个普通教师，身份相差太大了，怎么般配呢?何况自己还是个结过婚的人，又有两个小孩，人又不是年轻漂亮，他来找我结婚，究竟图个什么呀?因此她觉得不能奢想，很礼貌地向甘祖昌道过谢，送他走了。

没多久，学校放寒假了，按惯例老师要分成几组去走访学生家长和一些单位，龚全珍被李平有意分在后勤系统。临走前，李平又来找龚全珍，嘱咐她要去找甘祖昌，因甘祖昌有个侄子也在子弟学校读书。李平还对她说：“你这回去，估计甘部长还会对你说他和你的事，你可不要又不在意了，人家是真心要和你结合的。”

龚全珍却显得很为难的样子，说：“李校长，你给我换过一个组吧，我觉得跟他不合适。”

“咋不合适?”

“人家是首长，我是普通教师，我看他要仰起头来看。”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首长哪就不是人?何况他是个思想意识很纯正的老同志，我在延安当区长的时候就认识他，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在婚姻问题上，他和你有同样相似的遭遇。你俩能结合，那是个缘分。我受王司令的托付，给你们做红娘，请你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龚全珍同几个老师到后勤去了，但她始终觉得有些不自然。下午走访完了后，甘祖昌留下大家吃晚饭。吃完饭，甘祖昌叫龚全珍留下，其他人走了。龚全珍更有些紧张了。两人都坐在甘祖昌的套间办公室里，里面是他卧室。办公室里有些什么，龚全珍一眼都没看，她就像一个大姑娘，始终低着头，一双手很不自在地卷着衣角。甘祖昌开口了，他说：“龚老师，我的情况，李平校长告诉了你吗?我过年就48岁了，你知道吗?”

龚全珍没吭声，心想比自己大18岁呀。

甘祖昌又说：“我只有初小文化，你的名字龚全珍的龚字，我还写不拢。我一般的文件看得懂，但有的字还不认识。这些李平校长告诉了你吗?”

龚全珍又没吭声。

甘祖昌继续说：“我的身体不太好，先后受过三次重伤，还有很多次小伤，头上留有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这些李平校长告诉你了没有?”

龚全珍还是没吭声。

甘祖昌接着说：“我结过两次婚，有个儿子，今年27岁了，去年到这里来了，今年媳妇也来了，还有个孙子，一个侄女，和一个在你们学校读书的侄子，如加上你母子3个，我们就是9口之家了。这么多人，生活会紧张些，但我们要勤俭节约，过日子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这些你知道吗?李平校长说过没有?”

龚全珍依旧没有吭声，但她心想，这人倒是很怪，说的都是自己的弱点，好的方面一句不说，而且口口声声都问李平校长告诉了没有。其实李平校长并没同她细说，很多情况她并不知道，特别他的两次婚史，以后她才听说。原来除了他12岁时，家里为找个做事的劳动力，他与一个名叫刘毛仔的17岁农家姑娘结了婚，他成年后先后有过3个孩子，但只带活了一个儿子，他去当红军后，刘毛仔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改嫁了。1942年在延安，经组织介绍，他和一个名叫康兰英的当地童养媳结了婚，婚后感情一般。康兰英在纺织厂当工人，他随部队行动，工作繁忙，两人离多聚少。1950年到了新疆，康兰英在军区副食品公司当指导员。当时社会上流行跳交谊舞，康兰英很喜爱，常常跳到深夜才回家。有一次甘祖昌恼火了，不给她开门，两人大闹了一场。随后部队开展整风，后勤部属下的一些单位反映，康兰英曾以甘祖昌的名义向下无偿地要过东西。甘祖昌十分气愤，两人的感情彻底破裂而离婚了。

龚全珍回到了自己的住房，一晚上脑里闹翻腾了。她在想自己的经历，想不幸的婚姻。她是山东烟台人，1923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亲是邮电局电报员，母亲是家庭妇女，父母共生育了13个孩子，带活了11个，她是排行老5。她的大哥和二哥，到浙江宁波姐夫那里上高中去了，三哥本在烟台一个中学上初二，日寇侵占烟台后，他离家去当八路了。当时正在上小学五年级的她，拖住三哥的手也要跟着去。三哥说她年龄太小，书也读得太少，等三年后他来接她去。可三年后，并没见三哥来，而这期间才刚到60岁的父亲病故了，全家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比父亲小13岁的母亲身上，好在两个哥哥因宁波也沦陷而回来了，大哥找到了一份事做，分担了母亲的负担，她也因此而上完了初中。但她不想留在家，她要去找三哥当八路。她想离家是要有路费的，可她身无分文，家里穷得出水，根本不能给她钱。于是她请人帮忙，到离烟台二、三十里地的一个村庄去教书，每月30多元工资，除去吃饭能存下20多元。她四处打听八路的下落，可在偏僻的乡村打听不到。半年后，她听说山东有很多知识青年作流亡学生逃到安徽去了，她也想去。她便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和同校的两个男老师结伴走了。当时安徽有个国民党军长在阜阳的柴集镇办了所国立22中分校，专收山东的流亡学生。他们也到了那里，她插上高一读书。可是没过半年，学校老师因为领不到工资而举行罢课，工资被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秘书贪污了。学校办不下去了。她和一个要好的女同学商议，两人徒步到河南溪川县的上集镇去找她原中学的一个教历史地理课的老师。“七.七”事变后，国立一中搬到了上集镇，保定一带的师生都流亡到了那里。她俩找到那位老师，想插班上学，可因她们到达的时间已是10月过了，学校不同意。无奈之下，她俩在学校帮助未考上初中的教师子女办补习班。半年后学校春季招生，她俩继续上高中了。但时过不久，日寇的铁蹄又踏进了河南，学校被迫西迁，搬到了陕西城固，和城固中学合并。转眼她上高三了，还有半年她就要高中毕业了，毕业后去哪?她很想上大学。正好就在离她学校不远的地方，办有一所西北大学，里面还有一个公费的教育系。她去报考了，并且考上了。这真是天如人愿，她高兴得不得了。然而她万没想到，一场不幸的婚姻也随即而来了。

她拿着录取通知书，兴冲冲地去西大教育系报到，报到的地方却说，学校规定每个入学的新生都要找一至两名学校的老师担保。她为难了，在这举目无亲的陌生之地，到哪去找担保的老师啊?她急得要哭了。幸好天无绝人之路，她一个同班的女同学有个亲戚在西大经济系读三年级，名叫赵传礼。这女同学带她去找赵传礼了。赵传礼一听，满口答应帮忙，很快带着她去找他的一位老师。可她没想到赵传礼是这样对他老师说的：“这是我的女朋友，她录取在教育系，现在来报到入学，请你帮助担个保。”

说她是赵传礼的女朋友，这太离谱太突然了，她想否定，可老师的眼睛正向着她，并问：“是真的吗?你是他的女朋友?”

她怎么回答好呢?如果说不是，那么这位老师就肯定不会给她担保了；但如果说是，那么不等于无形中出卖了自己?她真恨这个赵传礼怎么这样轻浮荒唐呢?时间不允许她多考虑，为了上学，她只好咬牙点头了。

她入学了，本想很快把这件不愉快的事忘掉，哪晓得这个赵传礼却像有恃无恐了，每到星期六、星期天就到寝室里来找她。当时女生宿舍是6个人一间，赵传礼经常来，搞得全寝室的人都有意见，尤其是热天，大家的衣服都穿得单薄，突然来个男生，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因此时间一长，只要见赵传礼一去，同学们就会叫：“龚全珍，你那位来了，你赶紧出去吧，不要他进来!”

她心里又生气又无奈，从一开始她就给赵传礼说过，她感谢他的帮忙，但把她说成是他的女朋友，她好气，叫他不要去找她。可赵传礼却不顾一切地仍然一次次去找，并说要同她结婚。一位同情她的女同学建议她去向赵传礼说清楚，叫他不要死皮赖脸地总来纠缠。不料这事被赵传礼听说了，他找来了一伙人要打这位女同学。她十分恼火了，去到赵传礼住的地方，向他兴师问罪。可哪知这个赵传礼是个十足的无赖，等她一去，他就把门关上，拿出一把刀来，要她把他杀掉，否则就要同意与他结婚。这可怎么办呢?叫她杀人，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跑走，门又关上了；她想喊人，喊了又没人来。真是万般无奈，走投无路，她只好哭着屈从了，和赵传礼结了婚。

常言道，强扭的瓜是不甜的。这种被逼的婚姻注定是没有幸福的。但开始的时候，她还有点认命的思想，觉得只要赵传礼能诚实地待她，她也就将就着和他过下去，可后来的事实告诉她，这点起码的要求，赵传礼也做不到，就连年龄都不肯说实话。结婚时，他说26岁，后来又说28岁。一次她翻他的抽屉，看到一个他写的材料上又说30多岁。她问他究竟多少岁?他不吭声。随后在相处中，她又发现他的历史也有问题。“七.七”事变后，他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还是国民党党团骨干，与国民党特务组织也有联系，她曾见过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写给他的一封回信。她深感和他难以在一条道上走下去，她想摆脱他。

1945年8月15日日寇无条件投降了，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西北大学搬到了西安，1949年5月下旬西安解放后，学校实行了军管，学生除了学习业务知识，还学习革命理论。这时候的她虽然已生有两个男孩，但她仍完成了四年的学业，特别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妇女要自我解放，不能认命。1950年她报名参军了，去到新疆迪化。临行前，她向赵传礼提出分手。赵传礼却死活不肯，只让她带着不满一岁的小儿子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