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黄河东岸，历史上著名的蒲津桥和唐开元铁牛也位于此处。后因黄河东移，开元铁牛等没入水中，悄然消失。20世纪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据当地老人回忆，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50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

　　1988年，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铁人，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蒲津渡遗址位于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东岸。保存最完整，最具观赏价值的明代地层距地表约7米。最突出的文物是开元铁牛。四尊铁牛旁各有一铁人，如牧策牛。铁牛分南北两组。两牛一组，前后摆列，面朝西。铁牛等为唐蒲津桥遗物，排列仍如前桥头所列，可领略大唐盛世筑桥工程一斑。

　　铁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粉，宽约1·3米，牛尾后有横轴，直径约0·4米，长约2·3米。轴头有纹饰，各轴不同，分别有连珠饰、菱花、卷草、莲花等。

　　牛造形生动，前腿作蹬状，后腿作蹲伏状，矫角、昂首，牛体矫健强壮，尾施铁轴，以系浮桥。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径0·4米，长约3·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铁足各一，功能同地锚。在铁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铸范缝痕迹，可观察浇铸、范块痕迹，分析出铸造的工艺技术。黄河蒲津渡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金铸造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黄河变迁、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蒲津渡遗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西部的黄河之滨,蒲州古城西侧。

　　蒲津桥始建于公元前541年(鲁昭公元年〉,“是黄河上的第一座浮桥"。据记载，唐玄宗李隆基在开元十二年(公元724年)对蒲津桥作了加固和修建。两岸各铸铁牛四尊,以维河桥。牛下有柱连腹,入地丈余。牛旁各有一铁人,并有铁山四座,前后柱36根。



　　蒲津渡遗址出士的唐开元铁牛,其数目之多、体积之宏(长3一3.3米不等)、份量之重(柱、座计内、轻者45吨，重者可达70吨)、铁质之优、造型之美、工艺之精、实用价值之大,举世罕见。对研究唐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桥梁架设、冶炼铸造以及黄河变迁等方面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有很大的历史考古价值,实为国宝。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诞在唐代开元大铁牛的出土地.蒲州位于晋陕交通要冲，蒲州城外的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黄河最繁忙的渡口之一，早在鲁昭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541年，蒲津渡就架设过浮桥，这是我国历史上架设浮桥的是早记载。此后，秦昭襄王东征赵魏、汉高祖刘邦平定关中、魏武帝曹操西讨马超、北齐神武帝高欢进攻西魏、隋文帝巡幸河东时，都曾在此架设浮桥。



　　盛唐时代，蒲州号称当时的“六大雄城”之一，是唐王朝的中都，近畿四辅中的上辅。在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的同时，蒲津渡也显示出了交通上的重要性，一方面它连接着京城长安与边防重镇北都晋阳，另一方面，粮食、池盐从这里由富庶的河东源源不断地西运，供给京城庞大的官僚机构与宿卫军队，蒲津渡，正是这条战略通道上的咽喉。



　　开元十二年，唐玄宗下诏由兵部尚书张说主持修建新的蒲津浮桥，计划在渡口两侧各铸四头铁牛做为固定锚地，用铁链串连船只连成浮桥。蒲津浮桥倾唐王朝之国力而建，可以说是唐代的“三峡工程”。起固定作用的铁牛每尊重达八万斤左右，连同牵牛的铁人、固定船只的铁柱以及铁山、绞盘等物，耗用的生铁相当于全国年产铁量的百分之八十。



　　蒲津浮桥的架设使用前后待续了1900余年，从开元十二年开始修建到金末元初毁于战火，由铁牛固定浮桥的历史长达500年。浮桥被毁后，铁牛依然静卧于黄河岸边，因为铸于开元年间，而被称为“开元铁牛”。



　　过去的小学语文课本中曾有这样一篇关于蒲津渡课文：宋朝年间，泛滥的黄河将铁牛冲没于河底，一位名叫怀丙的和尚应征负责打捞，他派人驾驶两艘装满泥沙石块的大船停泊于铁牛沉没处，下水用缆绳固定铁牛后将船上泥沙铲入河中，利用浮力吊起铁牛，拖回河岸。



　　据老年人回忆，直到解放初期，开元铁牛仍然能从淤积的泥沙中露出牛角，当地人还传说常摸牛角可以祛病消灾。1958年后，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泥沙淤死大坝，回水倒灌，淹没了八百里秦川和山西沿河一线，积水退却后，蒲津渡遗址一带的黄河西移，在为山西平添数十万亩良田的同时，开元铁牛从此埋没于十米深的泥沙之下。



　　1989年，黄河东岸的四尊铁牛以及所属的铁人、铁山、铁柱先后被发掘出土。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国宝级文物，它不仅全面展示我国唐代的冶金、建桥技术，更为研究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四尊铁牛面向黄河排成两排，呈伏卧伏，分别为公牛、母牛、腱牛和牛犊，因为铸造时间有一定跨度，经验越来越丰富、工艺越来越先进，所以四尊铁牛一尊比一尊重，一尊比一尊精美。每头铁牛边上均铸有一名牵牛铁人，形态、表情各异，极为生动，导游美眉说，他们各代表汉、藏、维、蒙四个民族。



　　唐代没有大型高炉，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如何完成的呢？专家们考证说，它们全部是现场一次浇铸而成，浇铸期间，黄河岸边汇集了唐王朝大部分的熔炉，铁水顺着槽道一齐流入模具中，为了保证浇铸成功，模具下还必须架起碳火以保持铁水温度。我们可以想象，河滩上人声鼎沸、烟尘滚滚、铁水奔流的场面会是何等壮观。



　　开元铁牛刚出土时，牛身油光发亮，仿佛新打磨过一般。然而，铁牛的位置处于当地地平线下十米深处，由于地下水位的影响以及保护经验的缺乏，开元铁牛很快就锈迹斑斑，面目全非，四尊铁人的表面更是层层剥离，如不及时救治，将会变为一堆废铁。为了保护开元铁牛，有关部门被迫背离专家们当时确定的“原址、原位、原貌”的保护原则，制定了在原址提升12.2米、下做隔水处理、上盖房遮阳避雨的保护方案。铁牛一旦离开原地，哪怕仅仅是原地提高十二米，它的历史价值都将受到影响，须知道，开元铁牛与它背后的蒲州古城墙以及它底下的明代堤坝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制定这样一个保护方案，它的背后包含着多少无奈与遗憾。



　　早在1998年，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政府就分别拨款300万元和100万元，但保护工程却拖到两年后才迟迟开工，并在仅仅提升四米后停工，停工的原因竟然是资金出现276万元的缺口。除了应由运城和永济承担的196万元没有到位外，国拔与省拔的400万元中也有80万被留在了运城和永济，其中30万被借给一个个体户修复万固寺。站在开元铁牛前向西北回望，你就可以看到那座花费了7000万人民币仍未堆砌完成的仿古钢筋混凝土建筑，那个耗费了20万元的核桃木复原模型又是何等靡费，而近在咫尺的无价国宝却因为276万元的资金缺口在氧化、在锈蚀。保护正在遭受破坏的国宝与新建一座仿古建筑，究竟孰更重要孰更迫切，恐怕任何一个稍有文化常识和文化良知的人都能回答，但因为利益的驱使，在持行过程中却是何其艰难。按照远期规划，过去位于蒲津古渡对岸如今身陷山西一侧的四尊铁牛也将被发掘出土，然后在铁牛之间挖掘一段人造黄河，架设浮桥，重现蒲津古渡原貌。当我看到东岸四尊铁牛的现状后，坚决反对这一方案，与其挖掘出来遭受破坏，倒不如让它们继续长眠于黄河的泥沙下。



　　在人大代表与新闻舆论的再次敦促与关注下，开元铁牛保护工程终于在筹集了90万元之后于2001年3月复工，当我来到蒲津渡遗址时，开元铁牛已经被固定在铁架上成功地原地提升12米，铁牛下的泥沙做了隔水处理后铺设了碎石地基。铁牛的提升虽然有损于原貌，但却使得每尊铁牛身下高达数米的六根铁柱重见天日，以往它们都是深埋于地下真正起固定作用的，露出地面的铁牛其实主要是起美化作用。在提升的过程中，四尊铁人和铁柱、铁山、绞盘等物均被临时搬迁到了原址西侧，同时被搬迁的，还有原来铺设在铁牛脚下的明代黄河堤坝的石块，导游美眉告诉我，这些石块都被编了号，它们将在保护工程再次复工时复原，但是，提升复原之后，铁牛还是那座铁牛，堤坝却已不再是原来堤坝。



　　关于铁牛的防锈问题，导游美眉说，以后将为铁牛新建保护性建筑，届时，游客将能够在伸手可及的地方观看铁牛，通过游客的抚摸来达到防锈的效果。人的手上有油脂，晋祠金人台上西南角的铁人之所以光洁如新，就是因为它俊美的姿容吸引游客伸手抚摸，这倒是一个最廉价、最原始但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只是不知道这剩余的资金缺口何时才能补齐，无价的开元铁牛还要在露天忍受多久的风吹雨打。



　　开元铁牛背后五十米，就是蒲州古城的西城墙。现存的蒲州古城建于明代嘉靖三十四年，由于泥沙淤积，残留城墙大部分埋没于泥沙之下，只露出一到两米的城头。开元铁牛背后的一段城墙算得上破坏最小的一段，墙体仍有包砖，举目东望，可以看到映衬在中条山脉前的城墙剪影，那残破凋零的堞口极尽沧桑。游客顺着沙堆就可以爬上西城墙，西城墙以南数十米，就是西城门，它也是蒲州古城唯一被修复的一座城门。



　　虽然回程时路过，但我没有在西城门停留，而是去看了北城门，北城门其实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是瓮城城门和瓮城城墙，相比之下，北城门埋没较少，基本不影响原貌，一条柏油马路就从瓮城门中穿过，只是大部城墙已经没有包砖和堞口，看上去更象是遗弃在荒漠中的汉代古城。



　　蒲州古城，自古都是当地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持续繁荣兴盛了一千余年。1947年解放军入城后，治所迁到了赵伊镇，也就是今天的永济市政府所在地，蒲州古城从此走向衰落，城中的钟楼、鼓楼、蒲州府署等古建筑也在此后陆续被拆毁。如果蒲州古城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话，它的历史内涵、文化积淀、自然风光其实是远远高于平遥古城的。站在黄河边时常会发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感叹，或许，蒲州的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