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我有一个亲戚，反映他们单位与部分职工签订了《职工内部退养协议书》，其中第三条规定“甲方（公司）按月支付内部退养生活费276元”他不能接受协议中的该条款，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公司以除名相威胁，有些员工被逼无奈签了字。他该怎么办？

我告诉他,首先协议违背了“本人自愿”原则，公司单方面强加的霸王协议，是对员工合法权益的侵犯；第二，发给你每月276元退养生活费，其依据是《武劳社（20020年149号）》的文件，时间已过去10年，显然不适合作为2012年的社会生活状况，根本不能维持武汉城区最低的生活要求，必须将标准提高，与现实相匹配。

亲戚于1979年参加工作，在该单位工作了30多年，属于有毒有害工种，离55岁退休还有3年时间，又不能一次性买断，公司在没有考虑其本人现实情况，一刀切的让其签订协议，而公司为其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找到合法的依据，搬来早已过时效的文件，不仅是对文件误读，更是违背中央关于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作为一个国有股份改制企业，不仅没有承担应有的公民责任，把一个为企业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员工直接推向社会，是对党和社会严重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们于2012年7月23日去了青年路的武汉市劳动监察局，接待的女同志听完情况，说了一大堆听起来有道理，但不作实际边际的话。什么这是企业行为，你可以和企业谈。（笑话，既然可以坐下谈，还需来这里费口舌）。当我反问她，“你说这点生活费可以在武汉生活吗？”她说，“是低了，不过关于生活费标准属民政部门，你们可以去我们局信访办咨询，看有没有新出的文件。”

于是赶到新华路的劳社局信访办，接待是个中年男子，还算认真，口气却是一样：“企业行为我们管不了，你们想找文件依据，去政策法规处，他们知道。”

于是去了政策法规处，他们还算是负责，翻了一下文件柜，说是市里出台了关于对2012年最低工资标准的文件，对于最低生活费没有新文件规定，2004年出的文件，主要是当时面对武汉企业大量下岗内退的特殊时期的规定，之后也没有退养一说，这个文件是不适合的，法规处的领导说了一个意见：“如果找不到新的文件规定，可以参照武汉市现行最低生活费的标准，也可以参照最低工资的70%作为标准发放。我们这里直接处理的部门是劳动关系处”

劳动关系处回答干脆，如果你对企业处理不服，就去仲裁。

我们一看时间离中午下班还剩10分钟，于是打的又返回青年路，赶到二楼仲裁，主办人员已经离开，只剩下一些在休息区闲谈的人员，倒是保安很热情，主动问我们有什么事？亲戚讲明经过，保安很老练的说，“我在这里六年了，麽情况没见过，你就是嫌每月的生活费太低，仲裁解决不了的，直接到单位领导那里拉横（武汉方言扯皮的意思）。不过话说回来，公司替你交社保，比我还强，算了！”

这一大早，忙了一圈，跑了武汉市劳动社保局的5个部门，就是最后这个非正式工作人员——保安给了解决问题的捷径，其他这些靠纳税人供养的公务员，都是踢球的高手。我就纳闷，对于员工正常投诉反映问题到你这个直接管理部门，看似和稀泥，实则是冷眼袖手推责任，一味强调“企业自身行为，不便干涉”，恰恰是该部门管理监督的缺位症结所在。

在苏州工业园工作时，凡员工有任何与企业纠纷的问题，劳动部门会第一时间先电话向企业核实了解，不推卸、不拖延，许多劳资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武汉市难道就做不到？许多是劳动部门就一个电话的动作，就能解决的一件芝麻大的事，为什么要酿成西瓜大的事，以至于要弄得两败俱伤无法收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