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节起源先秦，闻一多先生考据本是百越崇拜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百越之地春秋之前有在农历五月初五以龙舟竞渡形式举行部落图腾祭祀的习俗。后来与纪念纪念伍子胥、纪念屈原、纪念曹娥联系在一起。但经过贾谊、司马迁等人广泛宣传，屈原逐渐成为端午节纪念对象，后来的民族文化干脆把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其实屈原被追慕无关乎爱国，更多是寄托文人怀才不遇的失落。

秦灭六国，灭楚最艰难。后来推翻暴秦的从陈胜吴广到项羽刘邦甚至韩信英布都是楚国“遗老遗少”。汉朝建立后“楚风盛行”，纪念屈原也就从楚地流向全国。贾谊少年得志却被贬斥，祭奠屈原寄托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与失落。司马迁更是怀才不遇满腹伤痛，也是把屈原看成“知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是“熟读《离骚》，痛饮美酒”就可以成为“名士”标配。失意文人越来越多，屈原也就越被宣扬越来越丰富。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数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些经典名句让多少人对屈原倾倒，“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伟大领袖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蜜月期”甚至用“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相赠送。腾冲远征军抗日墓园，也以“国殇”记名。我大学毕业去了湖北黄冈中学，那些去了大城市的同学用“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相勉励。

屈原投江并非是“王思想”所言“想当奴才当不了”，毕竟楚国都城被秦军攻陷楚国立即迁都陈国故都（淮阳），甚至在春申君时迁都寿春（寿县）。楚国毕竟是七国中版图最辽阔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甚至公元前256年楚国还灭掉了雄踞山东南部的鲁国。这一年秦灭两周，刘邦出生。屈原“想当奴才”完全可以跟着去楚王去新都，他完全可以象上官大夫一样吹捧楚王。

屈原被纪念被流传，并非是“王思想”借古讽今的来自统治者推动，而是一代代失意文人特别是贾谊、司马迁等人“寄托哀思”的宣扬。此外，屈原高超的文学才华，浓郁的乡土气息，对民生的关注，也使得传统文人士大夫愿意追慕屈原而不是靳尚、子兰。纪念屈原，更多是文人士大夫家国情怀与官场失意的哀叹，这是一个民族的朴素道德感情。

胡适先生“暴得大名”后就开始怀疑一切，认为屈原是司马迁臆造出来的——幸亏他没有说贾谊也是司马迁臆造出来的，不然《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吊屈原赋》也要重新寻找作者。只是不知胡适先生认为司马迁《离骚》、《九歌》、《九章》、《天问》都是谁人代笔。当年英国人也曾怀疑莎士比亚一个马车夫其能写出《哈姆雷特》、《奥赛罗》、《麦克白》、《李尔王》等经典著作，却也不能说出是谁人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