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于欢刺杀辱母者案在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诸多网友关心法治建设当然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些观点只要“言之成理 、持之有据”都应该被肯定，甚至可以作为一次全民普法。当然，“网红”桂公梓、CU检、济南公安官微除外，他们认为老百姓不是无权置啄就是“毛驴撞大巴”，赤裸裸展示他们“公家人”才具有唯一合法发言权的特权地位。本案也引起一些“人民群众”的不满，认为是“高利贷”惹的祸，似乎高利贷就是“威尼斯商人夏洛克”。我则认为，高利贷应该“附条件合法化”，既尊重“民事意思自治”又“保护弱小”。

    “高利贷”是指索取特别高额利息的贷款。或叫大耳窿、地下钱庄，这些现今称为"放数"的放债人，向"高利贷"借钱，一般毋须抵押，甚至毋须立下字据。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它是信用的基本形式。在现代银行制度建立之前，民间放贷都是利息很高。“高利贷”一方面在短期内可以筹集巨额资金帮助借款人“应急”，另一方面会造成借款人巨大利息负担。“高利贷”与“信用卡”其实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可以用于短期资金周转，而不能用于长期风险投资。国家对信用卡逾期不还保护得力，而对高利贷逾期不还却长期保护缺乏甚至采取敌对态度，这就使得诸多短期信贷风险转移到高利贷上。而且，国家法律被高利贷保护不力甚至不去保护，也就使得高利贷只能寻求“自我保护”甚至“黑社会保护”。

    既然高利贷既能够短期内筹措大量资金，又会带来巨大利息负担，那么国家立法就应该对高利贷“附条件合法化”。高利贷分为两种，一种是用于个人生活的小额民事借款，另一种则是用于生产经营的大额商事借款。小额民事借款，应该“保护弱者优先”，限制高利贷；大额商事借款，可以“尊重商事主体”，保护高利贷。用于生存生活的民事行为与用于营利牟利的商事行为，理应有所区别。

    只有国家法律介入高利贷特别是保护大额商事借贷行为，债权人才会在出现商事高利贷纠纷时寻求“司法救济”而不是“私力救济”甚至“黑恶势力救济”。只有司法救济全面覆盖各种民间纠纷，才能不给“黑恶势力”生存空间。高利贷不能一禁了之，国家司法资源更不能将高利贷市场拱手交给“黑恶势力”，成全他们的羽翼。这些阵地，法律不去占领，必然会被非法组织占领。高利贷逐渐成为“黑恶势力”垄断领域，并非高利贷与“黑恶势力”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而是法律不能保护高利贷导致高利贷只能寻求“黑恶势力”保护。

    高利贷应该附条件合法化，既是“尊重事实”、“尊重商事主体意思自治”，也是不给“黑恶势力”可趁之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合理的必将存在”，对于一种有其合理性的社会现象，国家法律应该引导而不是遗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