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中原王朝当然能够在强大时控制“十五英寸等雨线”内适合农耕的地域，但是针对“十五英寸等雨线”之外的蒙古草原、青藏高原、西域戈壁就只能望而兴叹。以倾国之兵战胜这些游牧民族已经很难，“肃清沙漠”更加不容易。游牧民族擅长“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汉族中原王朝大举进军他们就远远避开，汉族中原王朝兵力不足他们就叩关而入。组建强大的骑兵加上“千里馈粮”需要耗费庞大的国力，于是汉族中原王朝总是在与游牧民族对抗时力不从心。能够拿得出手的骄人战绩也只有汉朝、唐朝、明朝，横贯东西的长城宣告汉族政权对蛮族政权只能是“防御”。这与曾经所向披靡的罗马军团何其相似？罗马人也只能修筑“长墙”挡住北方蛮族。汉人挡不住北方游牧民族，罗马人也挡不住日耳曼人、匈奴人、突厥人。不过，汉晋王朝崩溃后还有隋唐，隋唐崩溃后还有宋明，宋明崩溃后出现了满汉联合的清朝，而罗马崩溃后再无罗马，即使留下了“罗马尼亚”也已“泯然众人矣”。

   “十五英寸等雨线”以外既然不适合农耕，那么汉族王朝也就只能望而兴叹无法据为己有。汉朝击败了匈奴，成就了鲜卑；魏晋同化了鲜卑，成就了柔然；北魏击败了柔然，兴起了突厥；唐朝击败了突厥，兴起了契丹；契丹汉化以后，兴起了女真；女真汉化以后，更野蛮的蒙古横扫亚洲大陆；明朝击败了蒙古，“生女直”（女真）再度兴起。大自然当然不会剥夺游牧民族的生存权，于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此伏彼起，甚至在气候变冷时大举南下——气候变冷意味着“游牧农耕分界线”（十五英寸等雨线）南移，而塞上千里防线却不能跟着南移，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也就在所难免。

   “肃清沙漠”曾经是汉武帝时期卫青、霍去病30年的功业，也是汉和帝时期窦宪、耿秉3年的功业，还是李靖、李绩阴山一战成名，更是从徐达到蓝玉明朝30年8次北伐的持续战绩。不过，汉武帝出击匈奴“海内虚半”，而汉和帝、唐太宗、明太祖打击游牧部落，似乎是轻描淡写，何以战争成本相差如此之大？

    汉武帝时期采取的是战国开创的“全民兵役制”，这种制度将全体成年男子都列为征兵对象，适合于大规模战争（有充足的的预备力量）而不适合于中小规模战争（军队素质较差），如同今天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出塞作战不同于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不需要大量的部队变成“占领军”，因此精锐小兵团更加实用。汉武帝时期支付了高昂的战争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全民兵役制”只能保证军队数量不能保证军队质量，数十万大军的后勤补给几乎拖垮了西汉王朝，汉初60年休养生息积累的财富化为乌有。

    东汉采取的是“募兵制”，这种制度是通过给予钱财、免除赋税等方式招募农民、小商人、少数民族组成军队。“募兵制”的优点与缺点正好与“全民兵役制”相反，它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很容易尾大不掉出现军阀集团。窦宪、耿秉率领8000汉军轻骑、3万南匈奴骑兵、8000羌胡骑兵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远程奔袭，后勤补给甚至可以“以战养战”，当然无需庞大的成本。历史上真正引起匈奴西迁的，其实并非是卫青、霍去病的北伐，而是窦宪、耿秉的北伐，“封狼居胥”与“燕然勒石”相比，可以说是“惨胜”而不是“大捷”。

    唐朝实行“府兵制”，即由自耕农（富农、中农）组成半职业军队，如同古罗马的“公民兵制”。自耕农是农耕时代的“中产阶级”，他们自备武器、免除赋税、农闲训练，军事素质不亚于“募兵制”的职业军队，又不容易产生军阀。唐朝依靠这支军队创造了古罗马的光荣，于是李靖、李绩的10万精兵以“猛人”苏定方的200精骑为突击队一举击破东突厥。当然，“府兵制”只适用于短期战争，长期战争导致自耕农没有时间从事农耕从而破产。“府兵制”破坏后唐朝只好实行“募兵制”，于是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在唐朝中后期重演。

    明朝实行“卫所制度”，军队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军事作战，如同后来“人民军队”的半耕半战。这种“养兵百万不要百姓一粒米”的方式，军事成本很小，朱元璋北伐也是选在农闲时节从而“不误农时”。此外，朱元璋是开国皇帝，这时最不缺的就是一流名将与百战士卒，从而在“卫所制度”的缺点还没有暴露出来之前结束战争。“卫所制度”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半耕半战，虽然能够节省军费，但是很容易将一只精兵熬成农人，如同王震的359旅。后来戚继光只能通过“募兵制”组建“戚家军”抗击倭寇，百万明朝卫所军队完全失去战斗力。明朝末年的袁崇焕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卢象升的“天雄兵”、孙传庭的“秦兵”，无一不是“募兵制”。如果没有清军入关，也许这些军事集团联手镇压农民起义后就是汉唐末年的军阀割据。后来清朝放手“募兵”镇压洪杨之乱，出现了曾国藩湘军、李鸿章淮军、左宗棠楚军，东南半壁江山出现半割据状态，这也是后来“坐拥东南，死不奉诏”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