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军事基础上的文明，一旦军事强势消失就被摧毁，这就是马其顿帝国、蒙古帝国；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文明，一旦制度被毁灭就被摧毁，这就是希腊城邦、罗马帝国。而建立在思想文化基础上的文明，则可以不停“整合”甚至“吸纳”、“同化”外来入侵者，这就是中国传统文明。即使是在中国全境沦为异族之手的蒙古时代、满洲时代，依旧是“华夏正统”被完整保留。

   中国传统文明的“三大支柱”，那就是“王朝”正朔、“国史”编修和“法典”制定，长期以来从未中断。“王朝”正朔讲究的是“正统观念”，从夏商周“三代”时期一直到明清时期，历代都是采取“王朝正朔”理念，即使是偏安王朝例如蜀汉、东吴、南唐。而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例如北魏、元朝、清朝，也是向汉文化“寻根”，从而融入中国文化体系内。既然是“受命于天”的“正统王朝”，那么这些朝代就必须接受“汉法”，从而即使“崖山之后再无中国”，也有另一个胡汉联合的“新中国”存在，而希腊之后再无希腊，罗马之后再无罗马。

   中国“国史”编修从《史记》到《明史》从未中断，即使是蒙元时代也编写了《宋史》，满清时代也编写了《明史》，所谓“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如果说汉高祖吸取秦朝灭亡教训只是让陆贾著作《新语》，那么后来朝代则是将编修前朝历史作为“可以知兴替”的一面镜子。新王朝编写旧王朝历史，这既是对旧王朝“正朔”的尊重，也是对避免重犯错误的重要方式。将前朝视为“伪政权”，焉不知否定历史就是否定自己？

   中国“法典”制定从先秦《法经》、《秦律》到《大明律》、《大清律》，也是从不中断，当然包括《元律》、《大清律》。如果说中国“法典”的开创者是魏国李悝，那么后来的“法典”只是在前朝“司法实践”基础上的逐步“完善”，从而使中国法律治理是建立在几千年的实践经验之上，而不是“横空出世”。

   中国传统文明的“三大支柱”在1949年以后都被毁灭——如果说民国政府依旧“善待”满清从而视其为“前政府”，民国政府编写了《清史稿》、编纂了“六法全书”，那么人民政府则是“一把火”将这些传统文明“烧得精光”。如果说“崖山之后”中国依旧有王朝正朔、国史编修、法典制定，那么1949年以后中国已经沦为没有根基的流浪民族，如同凯末尔革命以后的土耳其。在“无法无天”的“自由时代”，中国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沦为强权的奴隶，因为他们只信奉“枪杆子出政权”的“霸道”而不是“仁义治天下”的“王道”，“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法度”荡然无存。

   今天的中国需要“找回自己”，就应该重新建立起“三大支柱”，一方面将民国政府视为“前政府”而不是“伪政府”从其政治实践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编修《清史》、《民国史》客观评价前朝，而且要根据数千年司法实践尤其是“六法全书”颁布《中国法典》，从而将新政权建立在数千年历史的基础上，而不是割裂历史沦为中国文化叛徒。中国政府和中国政党，首先是中国的，然后才是现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