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与教研室一位朋友饭后聊天，他说当年现在教师比照公务员“逢进必考”添加了许多与教学无关的内容，结果一流教师尤其是“专才”教师难以入彀。我不禁想起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求职的境况，当时黄冈中学校长带队、各教研组长把关，直接选聘教师。只要教研组长在试讲中看中的就可以直接签约，记得那位教研组长还问我是否有女朋友，有可以一起带过去。后来才知道，为了招揽优秀教师，学校都可以允许这些毕业生带“家属”，从而“稳定”教师队伍。就因为这样，黄冈中学长期以来就可以吸引一大批优秀人才。既然教研组长把关，而教研组长往往是高级教师甚至特级教师，校长只负责签字，那么这些人才选聘也就变成了“专业选聘”，从而排斥了“行政干预”的“外行领导内行”。如果说“专业选聘”基本是“内行看门道”，那么“行政选聘”只能是“外行看热闹”，例如行政领导对于哪些属于专业素养基本不了解，选老师也只能通过毕业哪所学校、课程成绩如何、英语级别如何、计算机级别如何、有哪些证书这些“官样”东西，至于通过“教学谈话”清晰了解一名教师的发展潜力，那就非其所长了。对于许多专业性很强的职业而言，他的“专业素养”才是最关键的，其他都是虚化，一名数学老师只要数学知识过硬表达能力很强就可以了，至于英语、计算机、证书这些东西对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毫无价值，一些行政人员只关心“看得见”的“花样”而不关心“看不见”的“素养”，当然只能挑到“平庸化”的“合格”人才而不是“个性化”的“优秀”人才。当然，我们那批教师后来三分之一离开了原来单位，留下来的也是专业骨干，这就是“选才机制”的关键。

    这件事不禁让我又想起民国时期一些“怪才”师生。如果不是“专业选才”而是“行政选才”，那么没有大学学历与专业著作的陈寅恪、中专毕业的鲁迅、小学毕业的沈从文、私塾毕业的钱穆岂能在一流大学执教？数学几乎零分的吴晗、钱钟书岂能进入一流大学求学？只有“专家”才能发现“专家”，许多一流人才都是“和氏璧”，只有一流玉工才能发现珍宝。行政主导当然只会考虑“便于管理”而不是“便于选才”，于是那些硬化指标无论是专业素养是否有必然联系也一一列出，从而大量“什么都会，什么都不精”的二三流人才充斥各企事业机关单位与政府机关，直接导致“治理能力”与“服务水准”的下降。

   “钱学森之问”已经提醒了国人如何避免人才培养的“平庸化”，“破题”就应该是“专业管理”而不是“行政包揽”。民国时期能够培养一大批优秀人才，包括“伟大领袖”以及“中国人民的儿子”都是民国教育培养出来，后来为“两弹一星”做出贡献的也都是民国教育英才，可想而知民国的“专家治理”还是行之有效的。

    中国应该恢复“专家治校”模式，由资深教师组成评议会（或教授会）来决定学校一切教学事务，学校校长只负责行政服务事务，学校党委如果不能撤销那么就只能从事思想宣传教育事务，从而由专业教师来决定如何组织教学，这才可以避免“行政包揽”干涉“专业选才”。笔者建议颁布《教育法典》，规定公立学校实行教育评议会制，私立学校实行公司制，教育评议会向教育主管部门推荐学校校长、教育评议会根据校长提名任命副校长和各处（室）主任副主任、教育评议会颁布和修改学校章程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教育评议会颁布和修改学校其他规章制度、教育评议会批准学年与学期发展规划、教育评议会批准学年与学期财政预算计划、教育评议会受理评议员对学校校长和副校长的弹劾案、教育评议会过半数罢免学校各处（室）主任副主任，那么这样一来就不仅可以将学校变成专家治理的典型，而且可以将学校变成民主法治的培训基地。这样一来，中国经过20年努力庶几可以在培养一名钱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