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规定7种无效合同，这样大量的民事合同就被宣布为“无效合同”，从而使交易成本急剧增加。而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依旧保持了5种无效合同，分别是“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笔者认为，即使是《合同法》相对于《民法通则》减少了“无效合同”的规定事项，其实中国合同立法依旧是不断判处“死刑”从而使法律成为中国市场交易最大的障碍。

   其实，在《合同法》列举的5种无效合同中，笔者认为第1种（损害国家利益）、第2种（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第4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完全可以一方面允许其为有效合同从而促成市场交易，另一方面要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只要这种侵权赔偿高于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就可以使合同缔约人权衡违约成本，即通过市场调节而不是国家干预来促成市场交易。对于行为人愿意履行合同同时愿意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不应该强行介入宣布“无效”，只需要支持“侵权赔偿”即可，何必过多介入民事领域？至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第三人合法利益，完全可以通过“赔偿”来获得弥补。例如，对于违章建筑买卖大可不必宣布“无效”，只要课以巨额罚款就可以起到作用——想“违章”可以啊，只要你付得起违约金。

   对于第3种“无效合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可以将其纳入“侵权”范围，即该“非法目的”如果是构成刑事责任（例如合同诈骗），那么当然是无效合同；如果只是构成行政责任（例如逃避税收），完全可以通过行政处罚和补偿损失（例如逃避税收的补交税收并处以50%罚款）来增加违法成本，而无须“一棍子打死”；如果是构成民事责任，那么完全可以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就可以解决，只要这种赔偿责任高于受害人损失一定比例（例如20%）即可。

   对于第5种“无效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应该进行特别分类，例如法律、行政法规实体性明确规定“合同无效”的，该合同应该无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无效”属于程序性的，那么缔约人补齐手续就可以将该合同变成“有效合同”，这样才可以尽量减少国家法律的强行介入商业事务，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无论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公共利益还是第三人利益，该利益与合同缔约人一样都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即使缔约的合同存在侵害这些合法利益的行为，也应该是通过“侵权赔偿”来弥补，而不应该一律宣布“无效”。无效合同宣告如同死刑判决，所起到的后果是“不可弥补”，因此笔者建议对“无效合同”应该明确规定，必要时可以规定只有法律才可以规定哪些合同无效，凡是可以弥补的瑕疵合同一律有效并承担瑕疵责任。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政府所要起到的作用，应该是“促成交易”，而不是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事特权。如果一种权利“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它就不属于“民事”而只能属于“国事”。只有这样，才可以创造“双赢”局面，一方面促成交易发展了社会经济，另一方面减少了国家干预是国家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关键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