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四，笔者在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开庭，为一名河南籍的女孩进行无罪辩护，事后《南方都市报》和《东江时报》及时对本案进行了详细报道。

    根据庭审记录，由于笔者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结合《刑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通知，逐条予以了否定。后来，公诉人理屈辞穷，开始恐吓被告人——“你已经表示认罪，现在又同意辩护人无罪辩护意见，你究竟认不认罪？如果不认罪，如果说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或非法经营罪，那么我们就退回补充侦查，以非法拘禁罪提起公诉”。笔者从事刑事辩护多年，还是首次看到公诉人这样明目张胆威胁被告人。

   笔者严厉反驳公诉人——“被告人有罪与否，不取决于她是否认罪，而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判定被告人有罪。公诉机关指控的轻罪尚且不能成立，何尝能构成重罪？司法机关需要的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正确对待被告人，而不是受到重刑主义的影响，即使被告人无罪也要将其判处刑罚。根据刑法的谦抑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司法机关有义务审慎对待任何刑事案件，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庭后，我与主审法官交流，却被告知他们会判处被告人实刑，即缓刑也不存在，我再度惊诧——明明不构成经济犯罪（没有严重情节），更不构成重罪（不是直接行为人），主审法官却一再强调要判实刑，而对于直接行为人和指使人，公安机关却不愿意发布通缉令，实在让人费解。我们的法官整体素质，还是很让人担忧。

   主审法官在庭上没有告诉我们对方有附带民事起诉，只是时候告诉我们需要重新开庭审理附带民事案件，我就更糊涂了——附带民事案件向来是与刑事案件同时进行，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起诉，怎么成了时候进行附带民事起诉？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可是，法院时候审理并未出现“过分迟延”却要求在刑事案件审判后另行开庭，我一头雾水。

   一般律师都有一种情结，那就是一旦认定被告人是轻罪或无罪，就希望自己的辩护意见能够被法院接受。如果律师内心确信被告人是冤枉的，即使轻罪辩护成功也会很郁闷，毕竟不能解救被告人是一种失职。

   我的拍档表示，既然法院强行要求判处实刑，那么我们只有走二审这条路，那些不攻自破的所谓证据，我就不相信纸会包住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