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祥龙
    出版时间：2012年06月

    《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讲述从秦汉起头的儒家哲理在重大历史阶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儒家的哲理应对：其一，拒秦兴汉，讲解秦汉之际儒家与法家的哲理交锋，以董仲舒为代表，开显出汉儒“王官学”的盛大气象；其二，应对佛教，讲解两汉之际佛教入华对儒家正统形成的挑战，中华佛学的思想之花与儒学相激荡，最终结出宋明儒学的果实。冀望未来儒学的进路成为两者的内在结合，以精深的、真正太极化了的道理，来开显活的时间意识体验、艺术体验、生存体验和历史文化体验(其中必含中华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交往体验)，开启出一种有灵性的、时机化的、不离人的实际生活的哲－理。

    作者张祥龙，男，1949年出生于香港九龙，七七级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生。1986年10月赴美国留学，1988年8月获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大学硕士，1992年2月获纽约州立布法罗（Buffalo）大学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现象学中心主任；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国际中西哲学比较学会（ISCWP）会长，美国哲学学会（APA）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广西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担任《世界哲学》（原《哲学译丛》）、《哲学门》、《江苏社会科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论证》等刊物编委或学术委员会委员。

    书评：现象学视野中的中国哲学

    李广良

    表面看来，中国当代哲学对现象学的青眼有加是缘于现象学在当代世界学术中的优势地位，因而能够满足中国哲学家的国际自尊，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但实际情况则是，中国哲学家之喜欢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彰显中国哲学的智慧深度，从而消解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哲学图景。

    张祥龙也选择了现象学，而且我认为他是目前为止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中国思想（“中华古学”）最为成功的现象学哲学家之一。他认为，在西方哲学中，与中国古代思想的图景最有或比较有缘分的就是现象学的思想方式，而绝不会是概念形而上学的方式。“事实上，任何一种还依据现成的概念模式——不管它是唯理论的还是经验论的，唯心论的还是实在论的——哲学思想都极难与东方哲理思想，特别是中国古典哲学进行有效的对话。” “西方的以巴门尼德——柏拉图主义为脊梁的传统哲学，无论其理念化程度多么高，概念体系多么庞大，逻辑推理多么堂皇，辩证法思想多么发展，却恰恰不能理解中国思想的微妙之处。”他基于现象学的“构成观”对中国古代思想做了一番重新审视。

    在张祥龙看来，现象学的思想方式是构成的而非概念抽象化的，现象学或现象学直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构成”（Konstitution，Bilden）洞见或识度。这是说，“现象本身”或“事情本身”一定是构成着的或被构成着的，与人认识它们的发生，尤其是人在某个具体形势或境域中的生存方式息息相关。任何“存在”从改变上都与境域中的生成（Werden，Becoming）、“生活”（Leben）、“体验”（Erleben）或“构成”不可分离。这样一种思想方式在根本处容纳和要求着像“边缘化”、“时机化”、“无”这些与具体的和变易着的境况相关的思路，因而在无形中消除了中西哲学对话中最硬性的、也是最大的障碍。 

    从现象学的构成观来看，“中华古学”并不是达不到概念哲学的高度，它之所以“没有概念化”，是因为它的那些深受“变易中的天道观”影响的主要流派从一开始就对于概念抽象的缺陷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天生的敏感或反感，并因此而求助于“构成”的方式。在先秦的儒、道学说中，有一种很独特的怀疑态度或“悬置态度”。

    儒学之进入现象学的视野要稍晚于道家，但这也是迟早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严肃认真的思想家都会同意儒、道两家的同源性和相通性。张祥龙指出：“人们往往视道家为儒家的对立面，殊不知两者在思想方式上多有相通之处。它们之间的区别往往是关于‘什么’的，比如最终的境界是仁还是道，求此境界的依据是人伦关系还是自然（无）本身，达至此至境的途径是‘学’还是‘损’（反本归源），治国立身靠的是什么，等等。但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则在于对最高境界（仁、道）本身的理解。对孔子和老庄而言，这最终的根源都不是任何一种‘什么’或现成的存在者，而是最根本的纯境域构成。”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现象学与儒学终于走到了一起。所谓“走到一起”，一是表现为儒学与现象学的比较研究，二是表现为用现象学方法对儒学的诠释，这当然只是就大势而言。

    用现象学方法对儒学进行诠释就更能表现出思想的活力，更能开显出儒家思想的本原识度。张祥龙的儒学诠释就有此种意味，他始终基于现象学的构成观而力图发现儒学的源始生存经验。他指出：“孔子教学的源头真义就在‘子曰’的本文而非后人的注疏乃至五花八门的‘语类’之中。与一般的看法相左，孔子深信他的学问中有‘一以贯之’的思想识度（‘道’）。……究其实，它并未传达任何现成的‘什么’，而只是揭示出一个人与人相互对待、相互造就的构成原则，一种看待人生乃至世界的纯境域的方式。……孔子的仁学并不受制于任何现成的存在预设。”“孔子虽然‘罕言’那通过概念范畴来加以规定的‘仁’，却要在、并且只在具体生动的对话情境中来显示‘仁’的本性上多样的语境含义或‘生成’的含义。孔子关于仁的各种说法之间确有‘家族’类似，但又不可被对象化为不变的种属定义。也正是出于这种现象学和解释学的识度，他将古代的‘信天游’、‘爬山调’一类的‘诗’视之为‘无邪’之‘思’，在‘韶’乐中体验带‘尽美又尽善’的境界。”“《论语》中洋溢的那种活泼气息即来自孔子思想和性格的纯构成特性，而后世儒家的每况愈下则只能归结为这种特性的逐渐丧失和某种现成者比如‘天理’的独霸。”

    不仅张祥龙对儒学总体的论述中贯彻了现象学的原则，他对儒家天时观的研究、对“学而时习之”章的精妙解读，对“象”的含义的追究中，也都贯彻了现象学的原则。我相信，儒学现象学的未来发展一定会有丰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