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晚上应重庆知名文化人罗渝之邀，我以一名老水手的身份参加了由他们主办的“重庆码头文化研讨会”。非常高兴的是在这个活动中碰见了许多老朋友，他们是:  康宇、莫怀戚、徐刚、马拉和一位来自法国的摄影师。

    最让人开心的是我的码头师弟、当今川江号子顶级大师曹光裕也到场，他刚在德国参演获了金奖，他昨晚唱了一段，全场热烈鼓掌。
    重庆文化的根是码头文化，码头文化的内核由诚信、义气和豪爽组成。这些传统元素决定了重庆人的性格，形成了重庆人独特的为人处事风格。单就朋友聚会吃饭买单的情形看，重庆人真心抢着买单的概率远远超过了全国任何一个地区。这就是重庆码头文化基因在当代人际交往中的一种体现。另外重庆男人路见不平容易出手主持正义，这也是码头文化的一种传承。
    重庆码头文化对当代重庆人的文化和生活影响都非常大，重庆人很容易被识别其实就是源于码头文化那种鲜明的风格。总结和探讨重庆码头文化，一定要出书，只要广泛收集重庆人在诚信、义气和豪爽方面的故事，这码头文化的书就一定非常受看。   

 

    说起重庆的码头和它相关的文化，对我而言的确有很多话要讲。
    我从十八岁开始，在朝天门、王家沱、千斯门等码头做了十年以上搬运工和水手。最初入码头时我刚从学工学农两年的初中毕业，不要说写文章，就是写封信给支边或下乡的同学错别字也最少有一大半，经常连地址都会写错。
    去到码头当搬运工遇到的第一批师傅全是在文革中被整的人精，他们是大右派黄咏、有才华地主儿子刘维世、解放前有名的袍哥老幺邓国安等等。
    黄咏在五十年代是小有名气的专经栏作家，他当时勇敢撰文指责社会不民主，后来当了右派，几十年过得很压抑和不开心。我们熟悉后，他经常给我们讲一些重庆的掌故和民国在渝名人的趣事。他内心从没改变对社会的批判，总是劝我们对政治要怀疑。八十年代中我去了广东，接触到不少新思想，很多东西与黄咏在七十年代初的看法一致。现在三十年又过去了，我一直没再见过这位黄咏师傅，不知他现在是否可好。
    另一位师傅叫刘维世，他是个活得十分谨慎的人，生怕组织上又整他。他一生都恐惧现实，经常神密地轻声制止我们说那些对时局叛逆的话。他其实非常喜欢听我们口无遮拦在河边乱讲，喝了几口酒后他就会哭，一哭就说他心里难受，后来终于明白那一代被恶整过的人很多都是这样。
    最让我难忘的师傅是邓国安。这个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的袍哥老幺是仅次于陈邦贵的川江号子高手，他有很多为人处事之道，在江上划艄船的技术也非常高超。他的“喜神方”和“挨打方”哲学影响着我一辈子，可以说这也是码头文化的经典。他巳经九十岁了，前不久我去看过他，还一起吼了号子。
    另外还有一些码头记忆让人难忘。比如沿河几岸每天都会有许多在河边洗衣服的少女和少妇，她们是长江和嘉陵江真正最美的风景。那个年代她们是我们真正的精神家园，我们总是尽量抽空划着小船去和她们打情骂俏。
    还有，如果有好朋友来了，我们会划船去江心取水来泡茶，一边喝一边沐浴着河风聊天，放肆地探讨一切问题，直到深夜或天亮……
    想起来，那真是一些十分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