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地图，读历史。200余幅地图展现美国国会图书馆稀世珍品！

内文选读：

诚如威廉在《蓝色高速公路——游历美国》一书中所表露的，地图的作用远不止于指路。他对于地图上那标志性的蓝色高速公路着迷，这使他发现了一个令自己迷失的美国。此外他还感受到，地图会讲故事，其内容不仅限于记录其上的地名，而且还有繁衍生息在那里的人们。

和《蓝色高速公路》一样，本书的地图不仅讲述那些故事，而且讲述成为故事本身的它们自己。地图、图册和相关的图片资料都作为一手资料，逐一解说世界各大洲陆。每一章节都沿着人类历史的轨迹，地图虽然代表个体，但是却是重要的文化和王朝发展过程中典型的映射。这些地图文献不仅记录着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的样貌，而且为我们讲述了它们的来由、绘制的方法以及它们所承载的特定的文化内涵。

故事从古代地中海说起。现有的地图遗存告诉我们，人类探索世界的历程早在古代地中海时期开始，他们对地图的研究奠定了地理学的基础，成为后世研究的重要汲养，而世界地理格局的舞台正是发端于此。受此影响颇深的是十六世纪的亚伯拉罕·欧特利奥斯（Abraham Ortelius）及其同时代的学者，他们开创的地理信息采集方法和表现形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些早期的地理学家们不仅认识了欧洲，还发现了其他大陆——亚洲东部、非洲南部以及美洲新大陆——这些构成了欧洲人地理意识。

欧特利奥斯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在绘图史乃至世界地理学史中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1570年，这幅地图以拉丁语的形式第一次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出版（当时的莎士比亚只有六岁），其后又被翻译成德语、荷兰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从绘图学的角度来看，它是第一份现代地图册，第一份与所处时代同步的地图册，第一次统一了设计、绘制、雕版并为出版而集结成册的地图集。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其重要性体现在它是人类第一本阐述世界地理的综合性著作，其中所涉新的地理知识影响了十六世纪的欧洲。

此外，适逢文艺复兴时期两大重大历史进步——印刷术的出现和欧洲航海大发现兴起，欧特利奥斯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结合二者，更是成为了文明进步的表征。印刷术的发明还不到一百年，欧特利奥斯就借鉴了活字和雕版，将文字和设计统一的地图放在一起传播已知的地理知识——关于欧洲及其周边地区和新近发现的美洲、非洲南部、亚洲的南部和东部。欧特利奥斯之所以能在其地图册中反映出欧洲在整合新的地理发现的过程中的演进和疑惑，正是仰仗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中世纪人们普遍认可的地理概念，如“平坦大地”和“三个大洲”的说法立刻受到挑战。

对于本书来说，这幅冠以“第一”头衔的地图册也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故事的框架得益于它。欧特利奥斯地图册的标题和封页都采用了文图结合的形式，与内容呼应，为欧洲读者所熟悉。这份地图册于1570年第一次发行，其后四十年间又发行了三十多个版本。第一版的封面插图一直在其后的版本中沿用。同样，本书的理论基础也得益于欧特利奥斯地图册的封面图画，即地图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当它们重见天日时就会用视觉符号展现当时的人类活动。

欧特利奥斯选用《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作为地图册的名称，意为“世界概貌”，也许是沿袭了欧洲文艺复兴城市的传统——政府要员和其他盛装的演员登台扮演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将“舞台”（theater）一词用在他的地图册中，用欧特利奥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本图册契合当下的风潮，是多样世界的一个微观缩影。封页使用了建筑风格的框架，刚好与戏剧舞台口呼应。四大洲被拟人化为女性形象位于其中——文明开化的欧洲位于顶端统治着世界，作为异域文化的亚洲和非洲分别成为两边支柱，而野蛮荒芜的美洲则被冠以食人生番位于顶层。美洲之旁还有一个半身像的女性形象，代表着墨瓦腊泥加洲（Magellanica）（即为澳大利亚）或没有涉足的未知世界。这幅插图不仅生动地概括出整个图册的内容，也反映出当时欧洲人的世界观。虽然图册中包含了各大洲的独立地图，但是欧洲各国及地区占据了明显的份额。

本书之所以使用此图，是因为地球本身就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而且它还引出了人文地理或文化地理中“文化地貌”一词。眼前所见之图——在道具和背景幕布映衬下的一幕——乃是众多剧情中的一个片段，而一段完整的讲述则需要剧中片段的不断积累。但是无论每段剧情对道具和场景的要求怎样变换，都始终受制于一个不变的舞台。相似的规律也发生在人类社会，无论人类怎样活动都要受制于客观环境或地形。每一个新走上历史舞台的时代和文明都会主动地改变客观世界，如修建公路、修葺房屋、开垦农田、建立城镇、为不同的地点命名及划定行政区域等等。这些改变不断积累，在吸收先前文明的基础上又将其取代，同时也在地形上留下了它们的文化印记。人们在某一个区域不断地繁衍生息，留下了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有幸的是，这些羊皮卷上的地图成为了解读文化地貌的珍贵的一手资料。

欧特利奥斯拟人化的手法反映出世界地理区划的趋势，这是当今地理学家收集整理数据的主要手段之一。问题就此浮现，如何划分世界才能有助于我们连贯而有价值地探讨？简单来说“地区”这一概念，是指拥有共同特征的地理区域，其大小取决于人们界定的标准是笼统还是具体。地区可以有精确的地理界线，如国家，即居民受共同法律规约的某个地理区域；地区也可以指界限模糊的相邻地区。长久以来，地理学家们不断创造各种地区形塑（Regional Construsts），其中一些诸如南部、西部、大平原、中东、远东等业已成为通识。人们对于这些地区大多有地理区域的概念并了解其间特定的文化特征，但是却很难在地区间具体的界线或精确的疆域上达成共识。

使用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地区形塑概念则是“大陆”一词，科研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地球时尤为如此。从字面意义上看，“大陆”就是广大陆地的简称。自欧洲地理大发现起至十九世纪晚期乃至二十世纪，实践反复证明“大陆”是地理教学中行之有效的概念之一。

进入20世纪，地理学家开始关注人类在塑造地表过程中的角色，以大陆板块区分的世界地理格局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原先基于物理因素即大洋的区隔而划分的大陆，渐渐受到质疑。南极洲究竟是大陆呢？还是被广大冰川覆盖的一系列岛屿？欧洲和亚洲同处一个板块吗？亚欧之间没有明显的自然界标而是遵循着约定俗成的界线。19世纪五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伴随着海底地形绘制技术的不断精进，板块构造学（plate tectonics）理论提出了更精确的大陆板块定义，奠定了人类假想大陆的地质学基础。

除了使用“大陆”的概念，世界地理的区划还有更好的方法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地理学家们提出许多方案，大多依托单一主题，如气候、植被或经济活动等。另一方案从文化现实的层面整合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从宗教、语系、经济活动和主要的生存形式区分出不同的文化群体。据此，美洲划分为格兰德河以北的英语系国家和以南的拉丁语系国家，穆斯林世界包括了非洲北部和亚洲南部，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自成体系。这种划分方法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前十分有效，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世界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地区之间同质化程度的加深，其自身的缺陷也逐渐显现。

尽管不同的大陆划分方法各有缺点，但是本书依然沿用了世界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途径，结合板块学说和文化视角来组织全文。之所以可以如此，是因为有公元6世纪到12世纪流传至今的地图记录，正是这些记录为我们的地图之旅起锚，并支撑着它。鉴于此，本书的第一章聚焦欧洲地理大发现和文艺复兴之前的古代地中海世界，其后有两章的篇幅讲述亚、非、欧、美四个大洲，第四章是欧特利奥斯在地图中暗示的世界的第五个部分，也就是18、19世纪发现的澳大利亚、南极洲和南太平洋岛屿。但是本书更关注这些地区的文化特征，因为我们讨论的中心在于地图如何帮助我们解读变化中的人类文明。

从欧特利奥斯的地图册封面可以看出，他从舞台布局的结构上对各大洲进行了定位和描述，并区分了它们的地位。也就是说，地图册中掺杂了他的偏见。可见，无论表现得有多么科学，地图都是包含了制图者个人判断和偏见的选择性的图形符号。但是正如我们从欧特利奥斯那里所见，审视制作者的判断和偏见的过程不仅会借着书中的地图引导读者环游世界，也可能会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召唤，让他们迷失其中。

罗纳德·格里姆（Ronald E. Grim）美国国会图书馆

地理学与地图部前负责人

第一章 古代地中海世界

地中海东西长2200英里，南北最宽处达488英里，是三块大陆的交接处，地中海（Medi-Terra-nea）即意为“大地中间的海洋”。当时世界上已知的三块大陆环绕在地中海周围，被称为地中海世界。三块大陆相互重叠，相互交融，很像文氏图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圆形相交形成集合区域。正是在这个交集处，三种不同的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互交织在了一起。1581年，德国汉诺威人海因里希·庞廷（Heinrich Bunting）参照《圣经》写了一本游历圣地的书（《圣地游记》）。书中有一幅用以教化基督教徒的圣地假想图。该图为一个椭圆形的三叶草，形似文氏图。三片叶子分别代表了古代世界的欧、亚、非，象征着基督教义中的三位一体。（后来发现的美洲大陆则位于地图的西南角）在基督教研究者庞廷看来，位于地中海中部、三块大陆重叠处的耶路撒冷是西方文明的重要象征。但是事实上，耶路撒冷对于很多东方文明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庞廷寓宗教观于地图，形象地说明了历史上围绕古地中海统治权的争夺。可见这幅地图是宗教侵蚀文化的工具。

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腹地，地中海世界还是金字塔文明和其他非基督教文明的诞生地。但遗憾是的，虽然这一时期的一些伟大的文明在此勃兴，但是却少有地图遗存。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每种文明都已经对地理空间了如指掌，并且能够将其合适地置入宇宙当中。地中海孕育了众多文明，它们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它们创造了各自独特的观察方法和制图经验，这些是其他海洋无可比拟的。

几大文明交替统治地中海的数百年间，地中海曾被罗马人称为“Mare Nostrum”，意为“我们的海”。庞大的罗马帝国盛极一时，但也只留下寥寥几份地图记录，著名的大理石刻板《古罗马城邦规划图》就是其中之一。该图制作于公元203—211年间，由许多几英寸厚的的大理石板组成，整体宽18米，高13米，描绘的是罗马城的规划草案。迄今为止，已有200块残块上的符号被辨认出来，但尚有500块难以辨认，400块空白碎片。这些残块小到几厘米，大到1米多，有的重量甚至超过了70公斤，上面刻有每条街道和每幢建筑，制图技巧精巧绝伦。线条表示围墙，边线有缺口的平行四边形是带门的房间，“V”是楼梯的标志，中间有空心圆的长方形则是有柱门廊的标记。这幅巨作曾被装裱在和平殿（Templum Pacis）中一个房间的后墙上。它是一个贯彻罗马城14个行政区划的官方草案，此图在建筑上的精确性有助于整座城市的消防部署。

这些残存的碎片喻示着人类的脆弱和知识的流失，反映了原文复原的理想与残块零碎的现实之间的差距。古希腊、古罗马的回忆性著述并不可靠（且存在伪造）；《圣经》以神话为基础，其中也可能有失真实；而通过早期地图所传达的却很少包含个人经验。因此这幅《古罗马城邦规划图》可以作为不完整的历史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