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

    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就是墙。

    人们造墙是为了抵御危险，预防不轨之徒入室偷盗财物。墙固然遏制了不轨者胆大妄为的自由，但危险是永存的，因而墙就永远存在，代表着隔绝与限制。它是一个事实，以幽闭和灰暗的监禁作为代价，紧拽住被停滞的时间和空间。

    那些囚禁在此的人，内心是壁垒，没有多少人愿意去洞悉他们心灵中的搏杀史。只有一早一晚的光线，不厌其烦地照彻他们生存空间的每一个角落。

    我要说的是精神病人。

    有精神疾病的人被看做是一个情感上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什么后果，是一个内心太过敏感，以至于不能够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

    “是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

    这种疾病的诱因，部分是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的则是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或者说，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

    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疾病是需要隔离的。为了治好病，患者不得不从她或者他的日常生活中被隔离出来，被送到一个特殊的封闭式场所。一旦被隔离，病人就进入了一个有着特殊规则的双重世界。

    而很多病人喜欢在精神病院里待着。因为，只有在这里，大家才看着像是同类人。

    童年时光，孩子们总是能找到一两个神秘的人，与他们的童年生活保持着猜疑的间距。比如在垃圾堆里捡拾食物的疯子，无疑是孩子们的合适人选。他（她）从哪里来？他（她）的家人在哪里？他（她）为什么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知道。只有孩子们乐意对他们扩大想象的边界，猜测他们种种神秘的身份。

从词源上说，有病的人意味着受难者。

    苏珊· 桑塔格在其著作《疾病的隐喻》中这样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的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自己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

    但是， 说一个人“ 疯了”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她）居无定所，从白天到夜晚不停地改换栖居的角落。他们没有一堵墙可以庇护自己。一旦他们走出了墙，世界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张网，而夜晚，也只是一条街道或垃圾场旁边的某一个角落……

    现在，他（她）衣衫褴褛，脸上的表情丧失了悲喜，在垃圾堆里捡拾发霉腐臭的食物，嘴角流出发黑黏稠的涎水……孩子们（我也在其中）围着他有节奏地齐喊“疯子！疯子！疯子……”或故作害怕似的哄笑着跑开。接着，从暗处飞出一颗石子，瞄准并打中了疯子，暗红色的血顺着他（她）的额头淌下来……上苍就是这样，选中了他（她）作为灾难的祭品。

    除去大墙，这些被称作是“疯子”的人意识也是失重和混沌的，如一重厚厚的壁垒，上面长满了枯萎了的精神的稗草。因而，在这样一个理性的时间中，我想到那些患有精神分裂症、恐惧症以及妄想迫害症的人，心里便不能释怀。我写下他们，也像是在察看自己内心的阴影。

    对精神病人的禁闭最早始于15、16世纪。在欧洲，随着麻风病人的减少，麻风病院被改造成精神病院，以最特殊的方式禁闭和照料精神病人，他们创建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保证疯子的安全直到他们恢复理智。但这些“危险”的精神病人是与乞丐混在一起的，而当时的乞丐被认为是最大的社会问题。

    传说中，世界上最知名的禁闭精神病人的地方是英国伦敦的伯利恒医院。它创建于1242年，到1403年止，仅住过6名精神病人，但到了18世纪时，伯利恒医院的知名度几乎可以与伦敦塔、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相媲美。它成了一个能吸引大量伦敦游客、贵族们的观光景点，参观狂躁、凶暴的精神病患者极其古怪、滑稽的行为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的娱乐活动，即便到了19世纪晚期，伯利恒医院的门票也是供不应求。

    无独有偶。同样，1784年建于维也纳的著名的疯人塔也与伯利恒医院齐名。

    我曾经在国外一本的画报中，看到过这座著名的维也纳疯人塔的景观。

    这是一幅黑白画像。

    数名男性患者均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他们有的人裸露出全身肮脏的身体呆坐一旁；有的人狂躁地舞起手臂，来回奔跑在被禁闭的四方形高墙内；还有的人旁若无人地在墙上信手涂鸦，或者朝着墙上一格格小窗里正饶有兴味观看他们的贵族扮鬼脸，哇哇大叫……恐惧，成了一种游戏。

    而这些有钱人的目光如同魔法一样，穿越门与门的阴影、墙与墙的束缚，厚厚的墙环拱着，无法阻止他们向下面张望的视线。当口水、臭鸡蛋还有尖叫砸向这些疯子，提醒他们必须仰起脸来的时候，好在还有这么一条向上的通道！可是有什么用？癫狂、任性、恐惧……在他们的血液中鼓涨，并泼绘出周边尖刺状的形状来，让他们在扭曲的目光中看见城市在燃烧、天空在旋转、人群如蚊蚋、坟冢在开裂……

    这幅画的对象是他们，不是“我们”。观者注定要孤立无援地走进这幅画中，这无关乎时间和空间，都既不可能而又有可能，像一个怪诞的梦，令我们惊悚。引导我们到另一世界上去，那里的世界令我们骇异和不可思议。因为它的逻辑是一个对立面，是我们逻辑世界的某种延伸。

    我承认，这幅画给了我轻微的“快感”。

    乌鲁木齐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在这之前，这个城市连续下着雪。天晴后，洁白的雪在阳光下发出坚硬如铁的光泽。冬日阳光均匀地照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和行人的脸上，在霜迹渐淡的晨雾里，枯叶在树梢上飒飒作响。空气冷冽而又宁静，似乎是某种美好事物的开端。

    但当我越来越靠近城郊那幢被厚厚的围墙封闭起来的灰白色小楼时，我的紧缩的心，被一股巨大而莫名的东西压倒。

    那是悲伤。一种真的悲伤。

    我来到的地方是一家精神病院。

    我来这里是看望一个人，我的一个至亲。

    作为一个正常人，有谁见过，或者了解真实存在的精神病院呢？

    多年以来，我对这个“非法”的名词充满了一种难言的恐惧。觉得它是悬在我内心深处一个幽深的洞口—“众多灵魂幽暗的花瓣开在湿漉漉的枝条上”—在很多的深夜，意象派大师的诗句就像是一个咒语，冰冷、凝滞，像是某种不可言状之物的眼睛，在看着我。而那些被称为“病人”的人也如同被这目光所驱赶，一个个鱼贯进入这个被封闭着的幽深洞口。

    这是一个古怪而隐秘的通道，在这里，有一股阴风吸附着他们，有那么一瞬间，他们的身影变小，而后消失不见。

    消失。就是他们到达彼岸的证明。

    这是一座普通的白色大楼，有四层。每一层都有狭长的走廊，两扇剥落了绿漆的铁皮门终日紧锁。

在公众的心里，这栋白色小楼里面藏着太多人的秘密、阴暗和恐怖。那里的病人是反常规的、危险的，是一些远离社会常规的“不合时宜”的人。

    精神病院没有传说中的高墙和密布的电网，但6个入口处无一例外地安装了铁门。铁门紧闭，每扇铁门上都打上了十几个用纱网封闭起的圆形小孔，让病人用来与外界交流。走廊里，走廊的两侧，无一例外的是有着铁床和铁条封闭着窗户的病房。

    那些穿着蓝白横条病服的人，他们在昏暗的灯洒下的黄色光晕里发呆。有的人双脚交替摇摆着，像变了形的钟表。

    冰冷厚重的铁门像是另外一堵墙，隔开混沌与清晰，谁也不能在一个平面上同时看到门的两面。只能在它开合的一瞬间，转换成未知的、崭新的谜面。

在精神病院空旷的院落尽头，没有什么人在走动。一枚薄薄的冬日太阳嵌进灰灰的云层里，洒下同样薄而凉的光。

    一路上，我恰好迎面遇上二十多位刚从浴室洗澡回来的精神病患者，有男有女。他们穿着统一的蓝白病服，在数名医护人员的监护下，趿着鞋，懒洋洋地走着。这些病人，每天只有几个小时的放风时间。他们被护士带到一个小花园里—说是花园，其实就是一个好久没有修剪的，随便长着几棵大树的院子。一个护工守着花园的出口，而病人们则被护士带着，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在院子里散步。

    队伍中一个齐耳短发的患者蹦跳着，不时地要去抚摸走在她前面的一位女护士的帽子，被女护士面带愠色地轻声制止。乍一看，他们跟普通的患者没有什么不同。但再仔细一看，他们表情涣散，脚步迟缓，发青的眼窝里是已被抽空了的空洞和疲惫，还有惶惑。感觉这些在阳光下的人的影子里面的谜要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宗教的谜更多……

    现在，他们远远地走过，宛如一幅破碎了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