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颖

    2007年夏，我去第三极书局看书。进门一楼的书架上，平铺着一本《我的上世纪——一个北京平民的私人生活绘本》，那么吸引我。翻开看，顿时心潮澎湃。太有趣的一本书!用手绘图的形式，生动、质朴、细腻地记录下了上世纪作者本人成长和生活经历，之所以产生共鸣，其实，这本书记录了那个年代人们共同的生活回忆，是每个人的上世纪。我买下三本，寄给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妹。我想让他们与我一起分享那曾经的岁月。

    书上介绍：

    关庚，1939年出生于北京欢畅大院。1964年清华大学土建系毕业。上世纪，由于时局的变乱，父亲的早逝，家道逐渐衰落，幸而，得逢解放了的新社会，上大学，入社会，开始了不同于祖辈父辈的新的奋斗人生。先后参加了北京一系列大型建筑的施工工作、西南冷库、同仁堂、人民大会堂维修改造、东方广场及国家大剧院等工程的建设，为上一世纪北京城地貌变迁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一上班，我对ann说，想办法找到关老师，如果我们也做这样一本书，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

    Ann真能干，一周后联系到了作者。我们迫不及待地前去拜访。但从见到关老师老师的那一刻起，我们的心就直往下沉。此时的关老师，行动迟缓，只能扶着床边慢慢移动。他几年前中风后，留下了后遗症。他摸索出三大本原稿，递给我们，说“我小时候看过一本挪威作家古尔布兰生写的书，叫《童年与故乡》，作家用自己的笔，画下了自己的童年，记下了童年的生活，当时非常喜欢，退休后，我就想像《童年与故乡》那样，也把我的生活记录下来，于是开始画起来。想到哪就画出来，不知不觉，就画了几百幅。有一天，一个亲戚看到了，很喜欢，于是帮忙找了家出版社就出了。现在我身体不好，也不能画了……”

    我和ann挂着满脸的遗憾相视着，同时还一边安慰老人家保重身体是最紧要的。我说，没关系，我们出版的方向是城市文化，如果您身体允许，也有兴趣，您可把小时候街坊四邻和常见的店铺、小贩写一写，也很有意思啊。”关老师听罢，顿时兴起，眼睛亮亮的，“好啊，我可以把以前住的欢畅大院写一写，一号家是小六子家，他爸爸是一个胖老头，他妈妈很健谈，……二号家是小英子家，他们家是老回民……”欢畅大院十六个门号，二三十户人家，他记得那么清晰，一家接一家地讲下来，仿佛领着我们挨家串门，告诉我们每一家的境况和发生的故事。“对，您就把这些写下来!”我和ann开心极了。

    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合作。慢慢地，和关老师一家熟悉起来。逢年过节，我们会去看望关老师，然而，每一次去，都感觉他的身体大不如前，反应迟缓了，笔触越发颤抖，有些字和图开始辨认不清。关老师的老伴静媛阿姨说，可能完不成你们的任务了。我说，没关系，写作对关老师也是一种锻炼，对大脑和身体都有好处，完不成不要紧，只要关老师想画就好。

    2010年春，静媛阿姨打来电话，说基本写到这了，再写也写不了了，身体不行了，你们过来，看看能不能用。我去了关老师家，这时的关老师，生活已不能自理。一本厚厚的稿子，100多幅手绘图交到我手里。文稿的文字，大多辨认不清，绘图的线条，粗壮凝滞，没了往昔的细腻和灵动。但我依然能深深地感受到，那跃然纸上、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

    我把稿子带回家，利用业余时间，一字字地辨认，一字字地敲打，一幅幅地扫描。这个过程，非常幸福。岂止辨认一个字，分明是辨认那个久违的生活和早已褪色的记忆残片。

    当所有承载记忆的建筑和环境都被新的所取代时，过去的一切，包括历史和文化，都随着拆除的瓦砾拉走了，随着飞扬的尘土，烟消云散……

    2011年10月，这本书终于出版了。我带着书，再一次去看望关老师。静媛阿姨和关老师非常开心，他们原以为这么不清楚的稿子或许就不能出哪。关老师兴奋地说，我还有很多事没写进去哪，我还要接着画！我说，您画吧，只要您画，我就帮您出！

    春节刚过，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72岁的周先生，关老师的老街坊，好伙伴，小学、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他说，我已经好几年没和关庚联系上了，看到新书报道，买了他出的这本书，我很激动，我要找到他！

    后来，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一项活动，替关庚老师寻找当年同在新鲜胡同欢畅大院的老街坊……我想，如果条件允许，我们就出面组织一下，让老人们聚一下，说说那些年，他们一起经历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