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之探究（《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

——以两个家庭个案为例

 

■许殷宏　　朱俐嬛

 

摘   要：过去许多研究显示，家庭中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资本对学生的学业成就以及人格特质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家长究竟是透过何种机制将此项优势传递给子女，至今仍存在许多争论，特别是家庭生活的阶级差异应该使用哪些指标加以呈现，部分研究关注的焦点似乎颇为狭隘。据此，本研究试图透过质性研究的方式来了解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的关系，针对家长的教养行为与态度进行更为整全的描述，以探究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如何分配资源，进而影响子女在学校的成就与表现。本研究主要选取两个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个案进行探究，以参与观察及深度访谈的方式为之，透过为期八个月左右的实证资料搜集，分析归纳出以下四个主要结论：（1）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影响不同社会阶级学童家庭教养的情况；（2）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劳动阶级家庭则为自由成长模式；（3）家庭伦理观念与性别因素亦为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来源；（4）中产阶级学童因拥有的资源丰厚，在学业上容易取得较佳表现；劳动阶级学童则因家庭与学校生活的区隔，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关键词：社会阶级；教养方式；文化资本；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G40-05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3-0012-03

作者简介:许殷宏，男，教育学博士，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师生互动及教学社会学研究;朱俐嬛，女，教育学硕士，曾任台北市铭传国小实习教师。

一、前言

历年来关于家庭功能对学童影响的相关文献，大多着重在家庭资本对其子女在校学业成就表现、学习态度、人格特质的影响，研究结果普遍认为家庭所提供的资源与学童的学业成就有正向相关（李蕙芳，2007），并进一步区分为经济资本（financial capital）、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与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等，探讨不同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例如吴峻贤（2009）研究家庭内社会资本与国中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家庭的社会资本会因学生的手足数目、居住地区都市化程度、家庭社经地位高低等因素，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周国民（2007）则是探讨家长社会资本与学童学业成就、学校适应的关系，发现家长的社会资本不会因子女性别、家庭结构、子女数、居住地而有差异，但家长的社会资本对学童学业成就具有解释力。陈珊华（2004）在研究中借重Pierre Bourdieu的文化资本概念，探究不同阶级、性别的小学生，从家庭所获致的文化资本形式与内涵，发现家庭是文化资本萌发孕育之源初场所，不同家庭的习性，对于子女的教养方式、学习准备与居家休闲生活均有迥然的差异，将影响子女蕴蓄之文化资本的型态与总量。

事实上，自从Coleman等人于1966年发表著名的《教育机会均等报告书》（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以来，许多教育学者都相信家庭社经地位与学业成就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然而White（1982）与Sirin（2005）的研究却指出两者之间只有呈现中度到低度的相关而已，甚至有越来越低的趋势，当中可能存在许多中介变项的影响，而家长的教养方式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关于这项议题，Lareau（2003）曾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一书中，描述其对十二位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父母所做的深入观察研究。该书内容指出，中上阶级家长与劳动阶级所采取的教养策略有所不同，无论从文化资本或是社会资本面来看，不同阶级的父母会展现出不同的教养行为，此种差异性的文化刺激将会形塑学童的学习资源分配，进而影响其学习成效。由此可知，学生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其拥有的文化与资本亦有差异，不同阶级家庭的学生自小在家庭教养下内化了不同的价值观与态度，这也造成在学习能力上有明显的高低差别。

尽管大部分研究都承认家庭的资本对学童的学业成就具有重要影响，但是对于家庭究竟是如何具体发挥其教养功能，除了影响学业成就之外，家庭的教育功能是透过何种方式潜移默化，直接或间接塑造孩子的学习态度与人格特质？不同阶级的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态度与行为是如何影响其子女的语言能力与生活安排？是否有家庭资本理论以外的其它因素产生影响？有感于台湾过去相关研究对于家庭教养微观层面的论述较为薄弱，且多半以学业成就表现作为研究变项，对于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对子女的具体教养行为描述较少，因此促发本研究想要想深入探讨的动机。

针对上述的问题，本研究将深入了解家庭教养方式的实施，由于过去相关研究（巫有镒，2007；陈青达、郑胜耀，2008；赖冠玮，2010；Cheadle, 2008; Redford, 2007）多半采取量化研究方式来探讨表征性的问题，较无法深入了解家长与孩子的教养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试图透过质性研究的方式来了解社会阶级与家庭教养的关系，针对家长的教养行为与态度进行更为整全的描述，以探究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如何分配资源，进而影响子女在学校的成就与表现。

二、文献探讨

（一）社会阶级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1.社会阶级与文化资本

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6）指出“文化资本”具有三种样态，包括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形体化（embodied）与客观化（objectified）等，他认为三者彼此相互影响。以Bourdieu的定义而言，制度化文化资本是以教育文凭为代表；客观化文化资本是指文化资本的具体形式，例如所拥有的艺术品、餐饮、服饰，以及各种需透过经济资本取得之物；形体化文化资本指的是行动者内化的行为举止，与个人的习性有关（李文益、黄毅志，2004）。

文化资本高的父母，拥有较高的能力与资源，能够在子女的学习过程中给予帮助，更可以运用课外补习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使其较能掌握学校课程，取得较好的学业表现。父母也较常参与子女学习的相关活动，此举有助于提升孩子的阅读能力、语法的培养，对于和学习有关的文化型态之教化有相当大的帮助（DiMaggio, 1982）。反之，劳动阶级的家长由于自身文化资本较为缺乏，往往无法适时协助子女，同时也欠缺资源投资子女的学业活动，因此学生的学业表现较不理想。

Lareau（1987）在《家庭－学校关系中的社会阶层差异：文化资本的重要性》（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一文中，曾讨论文化资本的重要地位，透过质性研究分析白人劳动阶级与中产阶级社区的“家庭－学校”关系。结果显示，社会阶级地位和阶级文化成为一种在学校环境中的文化资本，不同阶级的父母亲对成功途径概念上理解的差异，导致劳动阶级父母仍依赖教师教导他们的孩子，中产阶级父母则在管理子女的行为方式反映出学校的要求，这使得中产阶级的孩子比劳动阶级的孩子有较多的教育优势。此外，该项研究亦显示，劳动阶级成员拥有的文化资本很少被优势社会阶级所承认，这意谓着在文化资本的领域中需要更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家庭与学校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哪些变化？未来哪些内涵会构成学校重视的文化资本？关注这些焦点将有助于说明当前社会标准的专断性背后复杂的历史演变因素（Lareau, 1987）。

2.社会阶级与社会资本

由于社会资本此一概念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未具严谨的概念特征，所以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亦包罗万象（林南，2001），而其中Coleman的社会资本被认为较适合分析对学童学习表现之影响，因此本研究将采用Coleman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分析。

就教育来说，Coleman（1988）将社会资本大致区分为家庭内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in the family）和家庭外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outside the family）。家庭内社会资本系指子女可从家庭获得之资源，主要透过亲子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与投入来取得。亲子关系紧密时，父母所拥有的各类资本可以有效地传递给子女，因此许多研究重视父母亲在家中陪伴子女时间长短，视其为亲子关系紧密与否的指标；父母对子女怀抱高度教育期望时，会重视子女学习状况并设法参与学习，可能透过检阅家庭作业、提供学习资源、讨论未来升学规划，甚至积极地参与学校事务。因此，在教育方面，亲子互动愈频繁，则亲子关系联结愈强，表示家庭社会资本愈高，愈有助于提升子女的教育成就。家庭外的社会资本则包含社区与学校部分，举凡与邻居的相处、父母与教师的联系、父母对学校事务的参与、父母与其它家长的熟悉程度、子女与教师的互动等都包含在内（Coleman, 1988）。

Reay（1998）的研究指出，不同阶级的家长，因为所拥有的教育技巧、时间、资源、职业优势、社会网络均不同，会有不同的参与情形和结果。中产阶级家长的教育参与以及劳动阶级家长对教育的保持距离，让学生的教育结果呈现更多的阶级差异状态，而且劳动阶级的家长通常不太能配合老师的要求，鲜少在家里为孩子的课业进行指导，甚至把老师要求指导孩子阅读的工作视为苦差事。陈如涵（2011）便提到，劳动阶级另外一种资本再转换的策略，则是以亲师关系的社会资本来换取解决孩童养育问题的文化资本。劳动阶级母亲往往缺乏足够的文化资本，会转而透过嘘寒问暖和协助老师看顾孩童的形式，与学校老师建立起稳固的亲师关系，累积自身的社会资本。由于这群母亲缺乏知识，当遇到孩童身心或品行问题时，亲师关系的社会资本便转换成以学校老师的文化资本来解决养育困境。透过此种资本再转换的策略，劳动阶级母亲得以解决孩童的养育问题。

（二）家庭教养方式的理论与相关研究

1.家庭教养方式的理论

“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s）一词，因其不同的研究观点而有以“管教方式”、“教养方式”、“教养型态”、“教养目标”等词相称，虽然在名词界定上各有差别，但其意义内涵则大致相同（林惠雅，2000，2008；姜逸群、黄雅文、连海生，2000）。杨国枢（1986）分析指出：“教养方式同时包含态度与行为层次，前者为教养态度，指父母在训练或教导子女方面所持有的有关认知（或知识、信念）、情感（或情绪）及行为意图（或倾向）；后者是教养行为，指父母在训练或教导子女方面所实际表现的行动与做法”。本研究以“父母教养方式”称之，以便同时包含父母在教养子女时的态度与行为。

从Kohn（1959, 1963）以及Kohn和Schooler（1983）提出职业阶级影响子女教养的价值观与行为，至本世纪Annette Lareau（2003）比较不同社会阶层父母的养育文化及其造成“不平等的童年”，大家关注的焦点都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现象如何透过子女教养而体现与持续。本研究即以此两位学者之理论观点为基础，进而探讨中产阶级家庭和劳动阶级家庭家长之教养风格。

（1）Kohn阶级与职业理论。Kohn于1969年的调查研究显示，不同职业阶层的成员面对不同的工作条件与要求，会影响到个人的人格与价值观，并进一步形塑他们在管教子女时所强调的价值观及管教方式。更具体来说，中产阶级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复杂性高、较具挑战性、自由发挥的机会多以及弹性大，有充分的权力与自主性以解决工作上所面临的问题，这不但能够提升个人心智的灵活度，也塑造内在约束与自我导向的人格，因而倾向独立、负责等价值观。相对而言，劳动阶级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重复、较单一化的工作，又受到严密的监督，必须时常听从指示，没有多少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这不但容易培养出服从外在权威的人格，因而倾向听话、服从的价值观（Kohn, 1969）。再者，Kohn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中产与劳动阶级因受到职业社会化的影响，不但个人的职业、工作经验会影响到自身的价值观，还会把工作经验所塑造的价值观带到工作以外的场合，例如家庭，这是个人除工作场所之外，最常接触和依赖的地方。因此，不同阶级的成员会把个人职业塑造的价值观带回家中，自然而然地灌输给子女（Kohn, 1969）。

（2）Lareau教养策略理论。Lareau在多年的质性研究中，将焦点着重于探讨中产阶级如何“再制”其阶级、社经地位的优势于其下一代？在此再制过程中，“制度性机构”又扮演着何种角色？以及阶级文化的差异是否造成其与制度性机构（学校）之间的不同关系？为了回答上述问题，Lareau提出了“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与“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两种教养方式，前者为中产阶级家庭偏好的作法，后者则是劳动阶级常见的培养策略（杨巧玲，2009；Lareau, 2003）。上述两类教养策略的差异主要展现在日常生活三个重要面向，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安排（organization of daily life）、对组织的干预（interventions in institutions）以及语言运用（language use）。相较于偏好“自然成长”的劳动家庭父母，倾向“协作培养”的中产家庭父母在子女的课余时间花费较多精神、金钱来安排子女学习各种才艺；而劳动家庭子女虽然在课余时间的运用上有较大的自主性，却不像中产家庭子女参与许多“制度性”的活动。中产家庭在日常生活上往往提供子女许多对话的机会，使其能从中发展出较好的语言能力；劳动家庭则倾向以命令的方式与子女互动，使得语言能力发展较受限制。至于在面对学校教育人员时，劳动阶层的教育程度一般说来相对较低，他们通常将教育人员当作“受过教育的人”（educated people），在自认程度比不上教育人员的前提之下，就算对学校教育有所不满，多数也不敢挑战学校制度和教育人员的权威。相较于劳动阶级的父母亲，中产家庭的家长在教育程度上往往不低于（甚至高于）教育人员，对于学校的运作模式、教学内容的了解远高于劳动阶级。因此，在面对学校教育上，中产家庭的家长显得比较有自信，也敢于挑战学校权威。

2.家庭教养方式的相关研究

Sigel（1985）的研究主张，教育程度低以及低收入的母亲，比较重视孩子的服从目标（听从父母和长辈的话），而高社经地位、高教育程度的母亲较重视孩子的过程目标（独立自主的学习者、富有想象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吴秋锋（2002）的研究表示，不同教育程度的父母对子女所持有的教养信念有显著的差异，教育程度愈高的父母愈重视孩子特质的发展，和外在环境与经验累积对孩子的影响，并倾向认为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是透过鼓励和赞美来学习的；相对的，高中职教育程度的父母则多认为孩子的学习是被动的，必须要透过责罚才能让孩子学习。此外，高教育程度的父母有较多的机会和意愿接触关于教养孩子的信息，藉以作为提升教养知识的媒介。再者，相关研究也显示，高教育程度的父母比较能体会到教育的重要性与必需性，所以对于子女的教育有较高度的期望（周新富，2006；谢孟颖，2002）。

除了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外，学者也提出职业类别对于教养信念及行为的影响，工作事务属性影响到不同社经阶级所持有的价值观，而这种区隔性也将进一步形塑不同社经背景家长对子女教育成就的期望。姜添辉（2002）指出，中上阶级倾向于发展出长期性的视野，也清楚了解到自己得以取得白领阶级的身分地位是依赖高级教育文凭，这让他们更加重视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劳动阶级则大都停留于短期性的范畴，此种价值观的差异往往根源于工作场域的性质与经验，很少涉及思考的“学术知识”，所以学校教育并没有与劳动阶级的工作生活产生直接密切的关连，这让他们比较无法了解教育文凭的重要性。Brotman等人（2005）指出，高社经地位家庭的父母，经常要求子女在行为上负责、符合团体规范、学习抑制情绪等，并且在教养方式上通常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关心子女、较少惩罚、允许子女自由发言、尊重子女意见等；反之，低社经地位家庭父母对其子女的教养行为较常诉诸控制与强权，子女在互动中显现出被动的角色、习惯于服从、仰赖他人给予明确的导引与指示等。

另外，Bernstein（1971）提出符码理论（code theory）来说明劳动阶级儿童在学校教育中失败的主要原因与使用的语言有关。一般而言，在劳动阶级中生活的儿童囿于“限制型符码”（restricted code），在劳动阶级的家庭里，父母教育孩子时，说话比较简单，命令语句较多，造成儿童惯用限制型符码；而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父母跟子女说话则比较重视讲理，儿童较易形成“精致型符码”（elaborated code）。所谓限制型符码的特点是句子结构简单，词语范围狭小，表达内容多半是具体、叙述性和描写性。至于精致型符码的特点是句子结构冗长、措辞严谨，适用于分析、归纳和推理。而就这两种语言型态和家庭类型之间的关系，Bernstein指出劳动阶级较偏向“地位取向家庭”（positional families），家庭决策以成员之间明确的正式地位为基础，角色关系是封闭型的沟通方式，不鼓励表达个人意愿。中产阶级则较偏向“个人取向家庭”（person-oriented families），家庭决策主要建立在成员间的个别差异，沟通方式较为开放，鼓励成员表达个人想法（Reid, 1986）。因此，根据Bernstein的理论，劳动阶级的限制型符码、地位取向家庭和学校文化之间，存在着不连续的关系，反观中产阶级的精致型符码、个人取向家庭和学校文化之间，则存在着可预期的连续关系。但是必须注意的是，两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交替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关于家长职业社经地位的辨别，本研究采取黄毅志（2008）的“台湾地区新职业声望与社经地位量表”，将职业区分为五个等级，分别给予1至5的不同指数，数字越大，代表其社经地位越高。本研究据此挑选两个个案家庭，Ocean的家庭为中产阶级，Minnie的家庭属于劳动阶级。Ocean的父母皆为私立大学毕业，爸爸为台商，妈妈则在台湾协助大陆的公司处理国外订单；Minnie的父母分别为高职与国中毕业，爸爸在亲戚开的面包店担任面包师父，妈妈则为面包店柜台收银人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的主要方法包括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与文件分析。首先，研究者依据研究目的与问题编拟出半结构式的访谈大纲，以鼓励受访家长充分讲述个人意见的方式进行，研究者同时依据受访者的回答内容，针对想进一步探究的部份，再做延伸性的交谈与询问。在研究进行期间，平均每位研究对象会进行四至五次正式访谈，另外尚包括随机性的非正式晤谈。至于参与观察主要系以家庭成员平时活动的场所为主，包括家中、补习班与特殊活动场合等，透过研究者实地进入个案平日活动的场域，记录在场域中的所见所闻，将掌握到的现象进行描述与诠释。观察纪录主要分成两部份，其一为研究者在现场所观察到的现象，研究者将尽可能地详实记录事件，内容涵盖教养行为与态度的人、事、时、地、物和原因；其二为研究者本身对于观察现象的反思，包括研究者的评论、对事件的想法。本研究参与时间自2012年3月至2012年10月底，期间会将参与观察的事件做成记录，并写下研究省思。最后，本研究会根据研究目的搜集相关文件资料，以做为检验和补充其它资料来源的依据。至于本研究搜集的文件资料包括学校联络簿、行事历、子女与父母之成果作品、学校作业本等，藉此了解家长与子女互动情形、亲师联系状况、孩子学校表现与课后活动表现等概况。

四、研究结果

（一）中产阶级的家庭教养

1.管教方式

（1）民主与权威并重。Ocean妈妈的教养态度偏向权威式管教，而且十分重视课业表现，无论在日常生活表现或是学业安排上，皆替孩子们安排了固定时间表与遵循的流程，对Ocean妈妈来说，学生没有什么比完成分内作业更为重要的事，因此Ocean几乎没有学业以外的休闲活动。对于这种现象，Ocean的态度也倾向于“认命”，偶尔询问妈妈是否可做其它事情之前，通常已有心理准备会遭受拒绝。

Ocean如果问我：“妈，我今天下课可以留下来打桌球吗？”，我通常的反应会有点生气，因为功课一堆却不去担心会不会写不完，反而只想着打桌球，但他会马上说，不行也没关系，所以，通常他的要求都会“残念”。（访-M①-01-120806）

至于Ocean爸爸跟两个孩子就像是好朋友一样，能够共同嬉闹玩耍，甚至有时还会做出让孩子哈哈大笑的行为逗他们开心，但是这样的管教方式可一点也没有松懈，爸爸总是关注着孩子们的一举一动，设定管教底线和规矩，只要不跨越红线的行为，孩子做什么都能够接纳包容；一旦跨过这条底线，爸爸便会严格执行管教的规定。

（2）良好礼仪与习惯养成。从孩子的日常生活表现可以观察出在家里受到何种礼仪规范，包括应对进退、待人处事、平日生活习惯等，从孩子的行为表现便可一览无遗。Ocean与弟弟平日看到任何人都会主动问好，弟弟个性大方活泼，更会主动与人聊天。Ocean和弟弟说话都会先加上“请”字，也不会把别人对他们的好意视为理所当然。父母除了要求子女要能表现出合宜的教养之外，自身的言行举止也相当审慎，因为动作的表达有时候远比说话的影响力更为深远。

但对于礼仪这部份，我和他爸爸是非常要求的，也不会对人不礼貌，所以兄弟二人，倒是很有礼貌的。不过还是有例外啦，有时候他们真的不晓得要怎么表达，就会闹一些笑话，像这篇联络簿上的日记就是，他想要表示感激，可是却叫人家老太婆。…后来我有跟他说要说老妇人比较妥当。（访-M-01-120319）

2.日常生活安排

（1）忙碌紧凑的行事步调。Ocean与弟弟参加的活动，多数皆需要由大人来回接送，而且活动的起迄时间亦由父母亲安排，尽管Ocean偶尔会利用在校的下课时间做些自己喜爱的事，像是打桌球、看课外读物等，在父母管不着的地方，享受自己有限的自由时光。然而，在大部分的时候，Ocean与弟弟的下课时间早就被安排好该做的事情，由于放学后必须直接前往补习班，因此学校或是补习班作业得要在学校下课时间尽可能完成，妈妈甚至希望他们在考试之前也能充分运用下课时间复习功课。

昨天晚上写功课给我写到十二点多，我问他下课都在干嘛，是不是又给我跑去打球？他跟我说在看课外读物，被我骂了一顿。可是如果是你，明天要段考你还会看课外读物吗？（访-M-01-121015）

Ocean妈妈认为，孩子们还不到能够判断自己该做什么的年纪，经常为了休闲娱乐而放弃学习，因此她主张应该替孩子们安排相关活动，充实课后生活。然而，她通常只能掌握孩子们喜不喜欢这堂课，讨不讨厌这位老师，却无法深切感受孩子对于生活充斥着应接不暇活动的看法，同时也认为孩子们的想法不够成熟，因此尽管Ocean有所抱怨，但父母亲仍透过规画和掌控结构化活动来主导孩子的生活，希望能提供孩子各式各样、多采多姿的学习经验。

（2）陶冶与新知的课后学习。Ocean爸爸认为学习绘画对于陶冶孩子心性有莫大帮助，不仅能让他们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也可以在繁忙的课业压力中获得宣泄的出口，因此十分坚持要持续维持此项活动。至于Ocean和弟弟从小对于绘画就展现出极高的天份，两人亦十分投入此项活动。

艺术是你随时都可以做的事，可以表达你的心情，不需理会别人的批评，因为那是真实的自己，不要被框架住，创作出属于你自己的作品，树立自己的风格更重要。（访-F-01-120528）

而平时孩子们在上课时，Ocean妈妈会使用计算机来处理工作业务，或是上网看外国影集，对于教育新知的相关信息也能立即掌握，若是其它孩子家长推荐优秀的补习班，妈妈也会立刻上网搜集情报。整体而言，这些相关讯息的掌握无形中也让Ocean的学习处于优势的地位。

等他们的时候我就看PPS啊，不然就把他们的英文作业单字先查一查，等一下他们写起来比较快。（观-M-01-120919）

3.语言运用

（1）引导支持的沟通方式。一般而言，孩童总是急于分享自己的想法，因此常不自觉地打断别人说话，Ocean爸爸认为，与其教他们不要打断别人说话，倒不如平时夫妻之间彼此提醒以身作则，在与孩子说话时，表现出尊重、耐心听孩子说话。最关键的是，告诉孩子倾听的重要性，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也有听别人说话的必要，这样才是正确的双向沟通。

虽然他们也知道不要打断别人说话，等别人讲完再说，但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个时候就要马上提醒他。（访-F-01-120528）

Ocean虽然较少主动表达自身的情绪，但妈妈能够从他的表情和动作来加以理解，“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不高兴了，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今天在学校有没有发生什么事？”Ocean妈妈平常会利用开车接送的机会和孩子聊天，主动关心孩子的情绪，或者给予适时的建议和支持。爸爸则会在日常生活中刻意制造亲子聊天的机会，试图在过程中了解孩子各方面的发展与想法，并将所要传达的概念透过聊天或说故事的方式与孩子共同讨论。

（2）表达技巧的训练。由于Ocean妈妈深知孩子的个性沉闷，少与父母分享心情，所以为了了解孩子的想法，Ocean妈妈会主动询问在学校的生活情况，藉由引导式的提问，让孩子慢慢说出自己的想法，藉此拉近亲子间的距离。在交谈过程中，Ocean妈妈不仅会引导Ocean说话，同时还给他充分练习口语表达能力的机会，包括如何讲重点、有条理的叙述以及澄清立场。至于Ocean的爸爸在与孩子对话时则倾向使用问答的方式，引导他们更进一步思考，让他们逐步地解决问题，而非直接给予答案或指令。

他们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通常不会立刻给他们答案。…就接着问“那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访-F-01-120528）

通常Ocean爸爸在与孩子对话时，眼睛会专注的看着孩子，并适时给予言语或表情响应，“你如果一副不耐烦的样子，他们就没兴趣继续讲了。”当孩子说到有趣之处，爸爸更会开怀大笑，这会让Ocean愈讲愈起劲。（观-F-01-120626）此外，在环境的刻意营造之下，Ocean逐渐养成主动阅读的习惯，除了学校课业之外，父母亲也期望子女多阅读课外读物。因为若能从小累积阅读的实力，除了能让孩子拥有更多词汇之外，也可以使他们的理解能力更上层楼，进而在语言及学习上有更好的表现。

4.组织干预行为

（1）尝试介入学校事务。中产阶级的家长在协助子女学业成长之际，也会配合学校的相关规定，他们通常会透过家长会来介入学校的行政与教学。虽然Ocean妈妈担任班级家长委员，能够代表班级参与家长会的决策，但是她认为家长会的力量在私立学校相当有限，真正有影响力的仅限于家长会的特定人物，而且他们与学校之间往往有相似的理念，因此无法在校务决策有明显的作为。

基本上，私立国中的家长会是去交有钱朋友的、交会费，除非当上会长副会长，要不然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访-M-01-121015）

尽管如此，Ocean父母仍时常会与学校教师联络，主要是透过家庭联络簿和电话两种管道，藉此了解Ocean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如果有遇到任何问题，在家长与老师的相互配合下，也会适时给予辅导。Ocean妈妈在亲师座谈会中会大方的陈述自己的理念，若与学校老师的认知有所出入时，也会积极进行沟通争取认同，进而达到实质影响学校或班级事务的目的。

（2）自主选择学习环境。近年来，由于家长教育选择权的意识高涨，父母亲对于孩子该念什么学校已有更多想法，从过去被动、义务地接受学区安排，转而主动为孩子选择适合发展的学校，因此有愈来愈多父母出现“舍近求远”的择校行动。Ocean妈妈为了让孩子能够就读较好学区的学校，不惜在北部都会区精华地段置产，这对于经济能力优越的家庭来说是常见的手段。但自从十二年国教就近入学方案推出后，着重子女学业成绩的家长们开始质疑公立明星学校的质量，因而倾向于让孩子就读风评良好的私立学校，希望能维持在学习上的优势。

在Ocean小学的时候，我们本来有打算让他去读某某中学，因为这样还在附近买了一间小套房。不过现在十二年国教打破学区，那其实明星学校就跟一般学校一样了，品质谁能保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把他送到私立学校，至少有人盯着。（访-M-01-120806）

（二）劳动阶级的家庭教养

1.管教方式

（1）时而权威，时而放任。Minnie父母对待子女的教养态度较为专制与严厉，认为子女对于父母的命令必须服从，不过相较之下对哥哥较多管束与期望，对Minnie则偏向放纵，因此在她无理取闹与发脾气时也多半隐忍吞声。Minnie本身较情绪化，时常会辱骂哥哥，若遇到事情不顺心，便喜欢生闷气或长时间哭闹，严重时甚至会大声尖叫。父母在面对她发脾气时，通常不会去深究背后的原因，只是选择忽略或冷处理，抑或是恐吓她再继续发脾气就准备受罚。研究者发现Minnie父母的管教态度其实也会出现放任的倾向，在教养过程时常是放任孩子自由发展，即使有管教的作为，也不会要求孩子有所改变，因此Minnie时常重复过去所犯的错误，并因此而遭受处罚。

Minnie就是爱哭啊，让她哭一下就没事了，不用理她啦！是她自己欠骂，她爸爸只要念她一下，马上就会在那边不爽、摆臭脸。…Minnie你再哭给我试试看喔！马上给我踮踮（台语）！（双眼瞪着Minnie）。（访-M-04-121006）

（2）紧张又和乐的亲子关系。劳动阶级家长由于长时间从事劳力性质的工作，体能消耗较大，因此在工作结束后，会习惯藉由一些消遣娱乐来放松自己，因而花费在和子女相处互动上的时间也相对减少。Minnie爸爸主要的休闲活动是喝酒，每天工作结束后不是去找朋友喝酒，就是邀朋友来店里一起消遣，而Minnie妈妈从不对爸爸的行为加以制止，孩子们对此情况也是司空见惯。

由于Minnie父母常以打骂作为主要管教手段，在这样的教导之下，Minnie养成以哭泣做为发泄情绪的管道，凡是遇到心情低落或遭遇挫折，便常以哭泣来表达不满。

R：“这两题都写错了，计算错误，在旁边再算一次。”

Minnie：“我不想重算。”（眼泪立即流下）

R：“算错了本来就要重算啊，我教你算第一题，第二题你再算一次。”

Minnie：“我不要。”（把测验本用力盖上）

R：“为什么又哭了？算错没有关系，重算就好。”

Minnie：“我就是不想算嘛！这个很难！”（趴在桌上哭）（观-C-04-120602）

尽管如此，Minnie与爸爸的感情较好，父女之间的相处有时候像是朋友般，虽然爸爸是主要的教养者，也时常使用体罚做为管教手段，但每次Minnie谈到与爸爸相处的情形时，依旧可以感觉到她对于爸爸的喜爱。

2.日常生活安排

（1）轻松暇意的课后时光。每当Minnie与哥哥待在店里时，看漫画和玩手机游戏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这些自发性的娱乐既没事先计划，也无须告知父母。等到晚上去到亲戚家里，Minnie通常会马上冲到电视前面拿走遥控器，以防哥哥与她争看电视，对于她的这种举动，坐在客厅的爷爷与奶奶也往往视而不见。

整体而言，Minnie课后的生活显得轻松又惬意，能够自由选择要从事的活动，相较之下，Minnie在学校一些比较要好的同学都有参与课后补习，而Minnie课余时间则无任何安排，因此大部分时候必须自己打发时间。Minnie常会抱怨生活无趣，不过学习的压力明显比中产阶级的孩子来的小。

Minnie：“很无聊啊，都不知道要干嘛。”

R：“你可以自己找事情做，或是看其他书。”

Minnie：“我讨厌看书，漫书都看过一百遍了。”（观-C-04-120530）

（2）随性单调的休闲活动。Minnie父母平日多数时间忙于工作，对于子女课后时间往往疏于照料，Minnie放学后通常从事看漫画、看电视、玩计算机或出去玩等活动；遇到假日或寒暑假等较长的假期，也常因家长工作时间不能配合，无法特别安排休闲活动。有时候若遇到父母工作提前结束，才偶尔会前往住家附近公园骑脚踏车，或是在运动公园的草地上活动。

我们都很忙，没什么空带他们出去，可是也没有不让他们出去啊，他们想要玩自己会去。（访-M-04-120530）

事实上，Minnie对于某些艺文展览很有兴趣，但碍于父母工作繁忙，无法抽空陪伴，因此每次若要求去参观展览，结果几乎都是被拒绝。如果遇到难得机会全家共同出游时，Minnie父母会尽量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包括买零食或玩游戏，但仍会考虑商品价格与门票花费的负担。

3.语言使用

（1）权威式的亲子沟通。Minnie父母通常使用较权威、不容异议的态度和孩子说话，这使得孩子经常无法明了被拒绝背后的原因，长久下来孩子多半将不满的情绪往肚里吞，心理无形中便竖立起一道防卫的高墙，因此每当父母亲开口训话，Minnie便会从负面的观点去解释父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当孩子缺少和父母亲正常沟通的管道时，便会开始隐瞒心中实际的想法，甚至掩盖不被认可的行为，以免被发现而遭受处罚。

千万不可以让爸爸知道，他一定会说不行，只能去阿嬷家看（漫书）。…不用问也知道一定不可能的。（访-C-04-121006）

再者，Minnie父母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通常都会使用否定句，甚至言谈中会夹杂辱骂孩子的话语，像是：“你考这什么烂成绩？不准出去玩”、“作业又没写？你可以去死一死了，敢开电视给我试试看”、“不要穿这件，去换厚一点的衣服”、“你几点才要给我去洗澡？写个作业拖拖拉拉，你脑袋有问题吗？”孩子长期处于负面思考的情境下，不仅无法习得适当的沟通技巧，更可能会转而发展出使用欺瞒的用词来误导父母以达成目的。

（2）片段式的单向对话。Minnie的家庭对话鲜少会围绕着长篇大论的议题进行，一般而言亲子之间交谈的句子简短、用词亦相当简单，话题则多偏向谈论亲朋好友、流行音乐、电玩游戏与卡通节目等。当父母亲和Minnie说话时，常见说话的一方只是自由地表达看法，听话的一方不见得有所响应，而父母往往只会对Minnie的提问给予简单的回应。在Minnie的家庭生活中，语言仅是用以满足日常人际之间的沟通，并非是培养说理与训练思辨的工具。

Minnie妈妈：“这是谁的歌？”

Minnie：“罗志祥啊。”

Minnie妈妈：“新专辑喔？蛮好听的。”

Minnie：“对啊。”（观-C-04-120602）

劳动阶级家长对于子女说粗话时，纠正的态度通常仅限于禁止，鲜少问明背后原因，亦未提及如何改善；在此种情形下，孩童仅是学会避免在家长面前脱口而出，并未真正想要改变说话习惯。当孩童谈话转向拘谨避罚，并且缺乏双向谈话沟通的情况下，往往无法发展出复杂的词汇和语句。Minnie经常仅是重复简单的词汇或短句，缺乏变换丰富修饰语词的能力，甚至时常使用不适当的语句或骂人的脏话，着实让人捏把冷汗。

4.组织干预行为

（1）鲜少与老师主动沟通。劳动阶级的家长因工作时间不固定且内容多属体力劳动性质，能勉强参与学校亲师座谈会已属难得，除此之外几乎鲜少干预学校或班级事务。在本研究中，Minnie父母不属于学校家长会的成员，也几乎从未主动与班级导师联系沟通，即便他们对于Minnie的学业表现低落心存困惑，但仍未曾积极和老师取得联系，而仅是将成就低落的原因归咎给孩子本身，几乎未曾质疑过教师的教学方法。Minnie父母皆认为，若是孩子在学校有重大过失，学校会主动与家长联系，因此对于教师的教学方法无须干涉。

老师自己有自己的教法，我也从来不会干涉，如果她在学校有什么重要状况，老师自己会打来。只是我很怀疑，她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是比较笨吗？还是不认真？（访-F-04-120814）

（2）被动顺应学校安排。Minnie父母虽然平时不会主动与学校教师讨论孩子的课业问题，但是对于学校活动的支持还算积极，像是有一次学校举办校外参观，Minnie父母因工作关系无法陪同参与，因此爸爸便为班上同学准备好吃的小点心，让Minnie带去学校和大家分享，也算是替校外参观活动尽一份心力。

我们家就是做面包的，这点事我还能帮的上忙，老师平常要教这么多小孩已经够辛苦了，多少可以表达一点我们的感谢。（访-F-04-120530）

劳动阶级的家长对于学校教师采取较为被动的态度，常将决定权交由学校处理。Minnie爸爸认为教师是专业角色，绝对有其权威性，无论是被哪位老师教到，孩子自己本身的学习态度才是最重要的。由此可知，Minnie父母认为学业成绩的好坏基本上仍是和孩子自身的努力有关。

没有啊，没有挑吗？好像不行吧，也不需要啦，老师都有他们的专业，就让学校去分班，给谁教都一样啦，自己认真一点就好。（访-F-04-121021）

五、综合讨论

（一）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教养型态

Lareau（2003）的研究认为，不同社会阶级家庭采取不一样的教养方式，中产阶级家长倾向“协作培养”，而劳动阶级家长则较偏爱“自然成长”。在本研究中，Ocean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相当符合中产阶级的理念与作为，由于妈妈平日生活的主要重心便是陪伴孩子学习，除了自己多方搜集对孩子有利的补习课程外，也有大量机会认识类似阶级家庭的父母，透过彼此交流互动来交换有利讯息，因此有更多机会能替孩子挑选适合他们的学习课程。由于Ocean进行的课后学习已远远超前学校课堂进度，因此父母需要带领孩子一起预习，甚至搜集相关资料与他们共同学习。例如Ocean爸爸常会透过经验分享或是说些小故事等方式，提醒孩子学历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让孩子能从父母的经验中更加确立自己的目标与方向。上述Ocean父母的作法，也和DiMaggio（1982）的主张不谋而合，亦即父母若能主动参与子女学习的相关活动，将对学习有关的文化型态之教化有相当大的帮助。

至于劳动阶级的Minnie，由于父母平时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子女的课后生活和学习安排，再加上家庭中从属关系明确，子女对父母的指令除了服从之外，鲜少有沟通协调的过程，也导致子女对于父母的想法与期望不甚了解。关于Minnie在学业上的成就低落现象，由于父母本身的学历较低，一方面无法针对学校课程安排或教学问题提出质疑，另一方面也不太清楚有哪些资源可以用来协助孩子解决学习上的问题，因此常见将学业表现不佳的因素归咎于孩子本身。此外，Minnie父母时常因为孩子讲不听或是不懂事感到烦恼，同时也因为无法将期望顺利地传达给孩子，所以只得采用打骂方式让孩子得到立即性教训，期许未来能有更好表现。

本研究的两个家庭个案，中产阶级学童家中的教育资源明显较劳动阶级学童充足，虽然经济条件会影响文化资本累积的情况，但并非是导致劳动阶级家中教育资源不足的主要原因。以Minnie的情况为例，父母之所以没有主动提供课外读物或学习资源给学童，乃是尊重孩子的兴趣发展，期盼他们能发掘自我兴趣，主动选择想阅读的类型，若他们向父母提出需求，在经济条件许可下，父母也会尽力满足学童需求。研究者认为，这与劳动阶级家长是否认知到父母在子女学习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有关，由于中产阶级的父母深知学业成就的重要性，了解父母该如何介入学童的学习活动，进而提升学童的学业表现，因此Ocean父母对于有助于提升学童能力的学习教材及辅助材料，都会主动大量投资，甚至强迫孩子接受安排，目的就是要确保学童的学习没有落差。

另外，Lareau（1987）在有关家庭与学校的关系研究中强调了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性。她指出教师之间虽然对家长在学校教育的涉入上存在着些许差异，但是多数教师仍认为家长涉入对学生的学业成就有相当的关联性，并且鼓励家长的投入。Reay（1998）的研究则发现劳动阶级的家长通常不太能配合老师要求，在家里为孩子的课业进行指导，甚至把老师要求指导孩子阅读之工作，视为是苦差事，原因可能是劳动阶级的妈妈过去受教育历程的不顺遂之故。在本研究中，Ocean母亲对于学习状况主动联系关心的情况自然不在话下，然而Minnie父母虽鲜少主动介入学校事务，却能透过主动担任志工或是提供班级餐点等方式与学校教师维持联系，他们与学校老师建立起稳固的亲师关系，累积自身的社会资本。当遇到孩童身心或品行问题时，亲师关系的社会资本便转换成以学校老师的文化资本来解决养育困境，透过这样的资本再转换策略，让家长拥有洽询的管道得以解决孩童的养育问题。此项发现与陈如涵（2011）的研究结果相似，亦即劳动阶级的家长会透过亲师关系的社会资本，来换取解决孩童养育问题的文化资本。

（二）影响不同社会阶级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发现，家庭的教养方式固然会因社会阶级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家庭的伦理关系也同样对家庭教养方式发挥潜在的影响力。以Lareau（2003）的研究而言，主要系针对西方社会进行探讨，由于西方社会个人主义浓厚，鼓励子女发展个别性与独立性，反观台湾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家庭伦理观，乃是强调培养子女对家庭的依附感，父母倾向于让孩子对家庭产生责任感，使其愿意投注心力来维持家人的情感关系，因此常见父母亲主动替子女安排课后学习课程，习于以上对下的从属关系要求子女接受，家庭里重大的决定仍多由父母主导安排，透过自由讨论沟通而达成共识的状况并不常见。在本研究中，Ocean的父母虽然会给予子女较多发表自身意见的机会，也能适时提供机会教育，但是若遇到攸关学习安排的重要事项，Ocean则往往无法有太多自主空间，多数时候仅能顺从父母亲的安排。然而，Ocean爸爸却有不太一样的想法，他认为孩子能够充分自在地享受即将消逝的童年时光，不该时时被学业压力所局限，而且平时因工作缘故与孩子相处时间较少，故在和孩子互动中尽可能不论及教育问题，将安排孩子学习的责任委由妈妈负责。基本上，Ocean爸爸认为待人处事的道理比学业成绩来得更重要，因此将传递正确人生观念视为教养的主要责任，但尽管如此，Ocean爸爸仍尊重妈妈对于孩子学习的细心安排，也期望孩子能体会这番苦心，在丰厚无虞的教育资源中充分学习，进而在学业上取得良好表现，而这种对管教的不同想法也突显出中产阶级家庭教养方式的变异性。

至于Minnie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则较符合劳动阶级的模式，亲子互动的机会不多，话题多数关注校外的日常生活，沟通内容常围绕在家庭琐事上，而且Minnie父母与子女对话的方式多半为命令式的强迫接受，鲜少进行沟通与协调。这种情况和Lareau（2003）对家庭教养的研究结果相当符合，亦即劳动阶级在日常生活的对话中多半使用命令的方式，父母与孩子之间有明确的权威关系。他们通常认为纪律的强化是重要的，可以让孩子避免涉入不必要的危险。然而在本研究的个案中，无论孩童所处阶级为何，父母皆会使用体罚作为管教手段，这不仅体现出不同文化伦理内涵的差异，也和Kohn（1969）提及中产阶级父母倾向以鼓励取代体罚的发现不尽相同。在讲究“身教重于言教”的儒家文化中，父母往往透过“管”来表达对子女的感情，而且时常会在积极执行教养义务时产生冲突，不过子女从小便被教导孝顺父母的重要性，因此即便面临教养冲突，孩子通常会正面诠释父母管教行为背后的意义。

此外，性别考虑也是影响学童日常生活安排的重要因素之一，Heilbrun（1976）与 Hoffman（1977）便指出文化中的重男轻女，会让父母对不同性别的子女采取不同的教养方式。本研究个案中的Minnie属于劳动阶级家庭，即使在倾向“自然成长”模式的家庭里，女孩也不像男孩一样能够常在外面嬉戏，多半时间都只能从事较静态的活动。虽然Minnie父母认为自己在管教上并没有性别差异，对女儿及儿子的教养方式皆能做到一视同仁，但就研究结果观之，Minnie对待他人的态度明显比哥哥来得没有礼貌，行为也较我行我素，虽然父母对儿子或女儿都会进行体罚，但对Minnie的处罚较为宽松，通常以口头训斥取而代之。再者，Minnie父母对于性别气质的认知仍然存在着传统刻板印象，希望女性要温柔、轻声细语、端庄；男性要勇敢、有责任心及独立自主，因此在家务分工上，也常会就任务的困难程度决定由谁负责，较轻松的工作通常都交由Minnie处理，久而久之也养成Minnie挑简单任务完成的心态，此种教养方式似乎和传统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待不谋而合。

（三）不同社会阶级学童的学习表现

根据Bernstein（1971）符码理论指出，在中产阶级家庭里，父母跟子女说话比较重视讲理，采取双向沟通的民主式管教模式，有利于孩童发展“精致型符码”。以本研究中产阶级个案Ocean来说，父母的教养方式偏向民主管教，导引出富有教育性与刺激性的情境，在此种情境下，家长与孩童藉由开放性的问题进行双向的交谈互动，无形中使得语言的运用更加熟稔，进而提升他们的抽象理解能力，使得孩童关注于事物的深层结构与意义，不仅有有助于提升孩子的沟通与社交技巧，同时也对于理解抽象的事物有所帮助。此外，中产阶级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往往投入较多资源，由于自身学历较高，加上本身文化与社会资本的充足，更能帮助其子女在课业学习上获得优异成绩，子女也能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期待，进而有更好的表现。再者，透过精心安排的课后活动，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有机会接触类似社会阶级的家庭，习得互动的技巧，此举使得孩子培养的能力与经验能和学校的要求接轨，进而有助于学业表现与生涯规划。

Bernstein（1971）的符码理论也提到，在劳动阶级的家庭里，父母教育孩子说话通常比较简单，命令式较多，造成儿童惯用“限制型符码”。由于劳动阶级倾向于权威的管教模式，此种型态限缩子女与家长的互动空间，并对孩童的语言发展与学习态度等产生负面影响。在本研究的劳动阶级个案中，Minnie在现实生活中的语言对谈，时常会出现逻辑性的谬误，家长不仅无法察觉，也没有给予立即性的指正，此种受限于封闭的生活型态将使得语言刺激不足，导致对抽象性的事物缺乏理解与关注。在此种情境下成长的Minnie，大多只能发展出具体语汇，较无法提升本身的抽象思考与认知能力，并且由于顺从于父母亲的权威，也很少能够发展出探索事物深层结构与意义的动机，如此一来将会间接影响对课业的理解能力，导致学习成就低落。此外，在劳动阶级方面，家长通常认为孩子的学习主要发生在学校，放学后的任务就是将老师指定的功课完成就好，不希望给孩子过度的学习压力，主张顺其自然，而且在家中也少与孩子谈论学校学习，认为只要不去惹事生非，通常不会给予孩子过多的要求。整体而言，劳动阶级的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习表现比较倾向能力和智力归因的观点，认为读书的成果主要决定于孩子自己的能力、兴趣和意愿，这些信念也直接影响父母对孩子学习表现的要求和期待。

最后，Reay（1998）的研究提醒我们，母亲对于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有助于孩子到学校念书时能跨越社会阶级的差异，让学习与生活适应更加顺利；反观母亲若未能参与教育活动时，多数时候仅能靠孩子自行摸索和调适。在本研究的家庭个案中，中产阶级Ocean妈妈对于学校活动的参与较为主动，时时掌握孩子的学习进度，举凡每次课堂测验或是学校考试都会陪孩子共同准备，使其更能掌握课程重点，取得良好成绩。对于孩子在学校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也会积极反应并适时介入。至于劳动阶级Minnie妈妈对于学校参与则较属被动，即便有机会与学校教师接洽，多数时候偏向关心孩子在校的行为表现，将学习成效归因于孩子能力，倾向于尊重教师专业。总而言之，中产和劳动阶级的家长因为拥有不同的教育技巧、时间、资源、职业优势和社会网络，会形塑殊异的价值观和教养方式，最终对于孩童的学习成就与表现产生影响。

六、结语

根据上述综合讨论，本研究获得之主要结论如下：（1）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入影响不同社会阶级学童家庭教养的情况；（2）中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协作培养模式，劳动阶级家庭则为自由成长模式；（3）家庭伦理观念与性别因素亦为影响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来源；（4）中产阶级学童因拥有的资源丰厚，在学业上容易取得较佳表现；劳动阶级学童则因家庭与学校生活的区隔，对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至于针对未来研究的建议，由于碍于时间及人力限制，本研究仅选取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两个家庭做为研究对象，因为个案数量不多，无法充分反映出不同社会阶级学童家庭教养方式的差异，建议后续研究可以扩大研究立基，或是向上延伸至国中、高中甚至大学阶段的学生，也许更能突显家庭教养对于子女人格特质与学业成就的影响，特别是面临沉重的学业压力时，家庭与父母所扮演的角色为何，如何给予子女情感和实质上的支持与鼓励，此举将使研究结果更具参考价值。

此外，本研究主要搜集资料的方式为参与观察和访谈，期使藉由长时间进入个案家庭，取得信任感并消融双方的距离，让个案更能自在地呈现出教养的方式。不过由于在时间或金钱上的花费是不小的负担，因此本研究参与观察的时间并不完整，建议后续研究可在进行质性访谈之前，先辅以问卷进行相关调查，同时预先将个案家庭的日常生活行事历逐一确认，尽可能参与家庭的相关活动，如此获致之研究结果将更为完整且具说服力。

注释

①关于本文访谈与观察资料的编码，F代表父亲，M代表母亲，C代表Minnie本人。至於R代表研究者，而且曾经担任过Minnie的家教老师。

参考文献

[1]吴秋锋（2002）.父母教育程度、职业与教养信念及参与子女学习之相关研究[D].嘉义大学家庭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嘉义市.

[2]巫友镒（2007）.影响国小学生学业成就的因果机制-以台北市和台东县作比较研究[D].台东师范学院国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台东市.

[3]李文益，黄毅志（2004）.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学生成就的关联性之研究-以台东师院为例[J].台东大学教育学报，15（2），23-58.

[4]李蕙芳（2007）.台湾地区国中学生家庭教育关联资本与学习成就之模式建构[D].彰化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彰化市.

[5]周新富（2006）.Coleman社会资本理论在台湾地区的验证－家庭、社会资本与学业成就之关系[J].当代教育研究，14（4），1-28.

[6]林南（2001）.社会资本：争鸣的范式和实证的检验[J].香港社会学学报，2，1-38.

[7]林惠雅（2000）.母亲与幼儿互动中之教养行为分析[J].应用心理研究，6，75-96.

[8]林惠雅（2008）.国小学童母亲信念、教养目标和教养行为的潜在类别分析及其子女学业表现关联之初探[J].应用心理研究，37，181-213.

[9]姜添辉（2002）.经济发展与学校功能之间的关系[J].国民教育研究集刊，8，255-275.

[10]姜逸群，黄雅文，连海生（2000）.父母教养型态、家庭支持、教师教学行为、学生自尊与健康行为之研究，台北师范学院学报，13，149-176.

[11]陈如涵（2011）.台湾劳工阶级的孩童照顾安排与养育风格[J].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论文，未出版，台北市.

[12]陈青达，郑胜耀（2008）.文化资本与学习成就之相关研究：以云林县国民小学六年级学生为例[J].新竹教育大学教育学报，25（1），79-98.

[13]陈珊华（2004）.小学生文化资本之累积与作用[D].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论文，未出版，台北市.

[14]黄毅志（2008）.如何精确测量职业地位？“改良版台湾地区新职业声望与社经地位量表”之建构[J].台东大学教育学报，19（1），151-160.

[15]杨巧玲（2009）.社会阶级事关重大：评介A. Lareau《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J].当代教育研究，17（3），149-157.

[16]杨国枢（1986）.家庭因素与子女行为：台湾研究的评析[J].中华心理学刊，28（1），7-28.

[17]赖冠玮（2010）.协同式培养对国中生学习成就影响之研究[D].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论文，未出版，台北市.

[18]谢孟颖（2002）.家长社经背景与学生学业成就关联性之研究[D].嘉义大学国民教育研究所硕士论文，未出版，嘉义县.

英文部份

[1]Bernstein, B. (1971). Class, code, and control: Theoretical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New York: Schocken.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2]Brotman, M. L., Gouley, K. K., Chesir-Teran, D., Dennis, T., Klein, G. R., & Shout, P. (2005). Prevent for preschoolers at high risk for conduct problems: Immediate outcomes on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social competence. 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logy, 34 (4), 724-734.

[3]Cheadle, J. E. (2008). Educational investment,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ren’s math and reading growth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third grad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1), 1-31.

[4]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Supplement to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95-120.

[5]DiMaggio, P. (1982). Cultural capital and school success: The impact of status culture participation on the grades of U.S. high school stud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189-201.

[6]Kohn, M. L. (1959). Social class and the exercise of parental author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4, 352-366.

[7]Kohn, M. L. (1963). Social class and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8, 471-480.

[8]Kohn, M. L. (1969). Class and conformity: A study in values. Homewood, IL: Dorsey Press.

[9]Kohn, M. L., & Schooler, C. (1983). Work and person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impac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Norwood, NJ: Ablex.

[10]Lareau, A. (1987). Social class difference in family-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0(2), 73-85.

[11]Lareau, A.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2]Redford, J. B. (2007). The effects of concerted cultivation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Richmond, VA: 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 Press.

[13]Reid, I. (1986).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London: Fontana.

[14]Sigel, I. E. (1985).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beliefs . In I. E. Sigel (Ed.), Parental belief systems: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children (pp. 345-371).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

责任编辑：戚务念       

Impact of Parenting Style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on education: Two Case Studies

Xu  Yin Hong   Chu  Lihuan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that various parenting styles among families of different social status have on their children. Through the observations and interviews of two elementary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this paper answers the following research questions: What are the parenting styles adopted by families of different class? How do these strategies affect the child’s learning habits?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cultur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a family invests affects the child’s upbringing in families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2. In Taiwan, middle-class families prefer “concerted cultivation” parenting; working class families tend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via “natural growth.” 3. In Taiwan, family ethics, religion and gender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parenting style. 4. Children of middle-class families tend to have bet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because the home is able to provide more resource; working-class children are often negatively influenced in terms of their studies due to the discontinuity of learning environment between the home and the school.

Keywords: social class； parenting style； cultur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