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记文学的事实理论
 http://www.pep.com.cn/gzyw/jszx/kbjc/jsys/zwzjzpxd/200811/t20081112_527508.htm

 

可参考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此书名为“传记文学理论”，但是作者着重关注的是传记文学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一方面。传记文学中的事实显然不同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所处理的事实，作者想通过研究传记文学中事实的特殊性来探讨传记文学的本质特征。作者提出传记事实、自传事实、历史事实构成了传记文学事实的三个维度，然后从传记文学的虚构、结构和阐释等方面来研究这三个维度在具体文本中所起的作用。 

这里节选的是第一章的第一节：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通过传记事实和传记材料的比较，说明传记事实的特殊性：是在传记中对传主的个性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事实。

 

传记事实：“心灵的证据”

事实是界定传记文学的一个关键词。小说、戏剧和诗歌之所以被划分为虚构性作品，而历史、传记和报道则属于非虚构性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们对事实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叙述策略。小说家可以把自己的小说刻意写成曹雪芹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也有权像杨绛那样在小说的“前言”里“郑重声明”：

小说里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却据实捏塑。我掇拾了惯见的嘴脸、皮毛、爪牙、须发，以至尾巴，但决不擅用“只此一家，严防顶替”的产物。（杨绛：《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版。）

相反，传记作家就不能享受这样的特权。对他来说，凭空“虚构”地名和机构是不可思议的，随意“捏塑”人物和情节触犯了传记文学的大忌，更谈不上“掇拾”各个部位来冒名“顶替”，张冠李戴。不可否认，“小说家言”与“传记之道”有共通之处，但从事实这个角度出发，它们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马克·萧芮(Mark Schorer)既写过小说，又做过传记。对于两者的不同，他体会尤深：

当一位小说作家转向传记写作时，他会立即发现它们的差异(随后，他也会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点)。作为一个小说作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戴着锁链写作。小说家甚至在以真人真事为依据时也可以编造内容，而且还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处理这些内容。传记作家给定了内容，他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当然，这是一个负担，可是他常常发现，这个负担也是乐在其中。因为事实可能会变得异常友好，它们常常富于雄辩，甚至隐含着诗意。或许，这是想像的虚构所望尘莫及的。

传记作家“必须与事实严丝合缝”，也就是说，传记作家所戴的“锁链”不是戏剧作家的三一律，也不是律诗诗人的形式规定，而是一条事实的“锁链”。

传记文学建基在事实之上，这点共识经过批评家的论述而成为定论。在《批评的剖析》里，诺斯若普·费耐(Northrop Frye)认为，传记是“事实的作品”，而不是“想像的”的产物。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当我们仅仅满足于用事实来描述传记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概括相当笼统。非虚构性作品里的其他文类，如新闻报道、历史著作等，也都用事实说话。换言之，我们并没有触及传记里事实的本质。社会学家爱弥尔·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为了寻求社会学自身的原理，非常重视对“社会事实”的界定。在他看来，如果什么事实都划归在社会学的名下，那么“社会学将会失去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它的领域就会跟生物学和心理学混为一谈”。同样，史学理论里对“历史事实”的不断定义表明，历史学家对自己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相比之下，大多数传记作者和学者却相当惘然。他们铁鞋踏破去搜寻事实，绞尽脑汁地论证事实，煞费苦心地叙述事实，但一个不容忽略的事实是，他们往往对与自己日日为伍的事实认识不足。他们几乎没有人像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事实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那么，传记作家和传记批评家所面对的事实是什么呢?

 

传记事实

传记事实与传记材料相互关联，但本质上却不是一回事。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两者，而不能够把它们丁是丁卯是卯地分开处理，是传记文学创作和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误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不少，但其中关键的一条原因是，传记作者和研究者没有把传记的自主性放在首位，常常有意无意地用传记来为某个目的服务。梁启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他在历史这个大框架里来论述传记，实际上明确地给传记内定了位置：传记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分支。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有一章概论五种专史，而作为“人的专史”的传记则是其中的一种。在“人的专史”里，合传、年谱、专传和年表又不加区分地平行而列，各占一章。一般来说，年谱和年表以传记材料见长，而合传和专传则是传记事实的结晶。梁启超虽然偶尔提及年谱和传记之间的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他对传记资料的一贯态度。如果我们具体落实到他的“专传的做法”，并把其中的“孔子传的做法”作为个案，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他来说传记材料的重要性几乎是压倒一切的。尽管梁启超声称“做《孔子传》的头一步是别择资料”，（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但实际上这也是他传记做法的最后一步。通观全文，梁启超丝毫没有跃过这头一步。他先讲如何别择孔子言行方面的资料和采取资料的原则。对于那些制造孔子神话的伪材料，梁启超不忍丢弃，建议收录在《孔子传》正文之外的《附录》里。在言的方面，他详细论述了六经里哪些部分可以入《孔子传》。至于选择的理由，他承认“也无标准，只好凭忠实的主观武断”。（《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接着，他讨论六经之外拣取传料的标准。最后，他说：

 

今天只讲别择资料的方法，其实作《孔子传》的最困难处也在别择资料，至于组织成文，如何叙时代背景，如何叙孔学来源，如何叙孔门宗派，这无论叙什么大学者都是一样……（同上书。）

 

不难想像，在这样的传记做法指导之下写出的只能是《孔子学案》，而不是生龙活虎的《孔子传》。梁著《管子传》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范例。传记资料应有尽有，而传主个性了无踪影。究其原因，只看重历史学家的搜求考证资料的功夫，而忽略传记作家点铁成金的写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传记事实的发掘和打磨无疑是关键的一环。

 

“一个真正的传记作家”，乔治·圣兹伯里(George Saintsbury)指出：

 

不应该满足于仅仅展示材料，不管这些材料编排得多么精确有序。他的功夫应该用在回忆录、书信、日记等等材料之外。作为一名有造诣和才智的艺术家，他应该把所有这些材料在头脑里过滤，然后再呈示在我们面前，不是让我们只见树木，而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完整的画，一件作品。这是纯粹的一堆细节和素材所无法比拟的。

 

圣兹伯里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梁启超有感而发的，但它却击中了保罗·缪里·肯道尔(Paul Murray Kendall)所说的“巨型传记”(behemoth biography)的要害。这类汇编式传记对材料细大不捐，收罗无遗，但它们充其量也不过是“传记的研究而不是传记”，因为它们“日益屈服于事实”。

 

不可否认，“屈服于事实”的传记材料有其自身不可替代的价值，年谱、人表、名人录、国家传记和传记词典等因为它们的信息服务功能而成为图书馆的常备军。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把各类事实实事求是地收罗汇编在一起。客观、准确、全面是它们的准绳。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国家传记词典》里的培根词条。而它与约翰·奥卜锐(John Aubrey)《简传》里的培根形象大异其趣。在《国家传记词典》里，我们看到的是一板一眼的内容，有条不紊的秩序，五脏俱全的罗列。但是我们感受不到任何生命的气息，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人的化石，而不是血肉丰满的原形。奥卜锐却不同。在他的笔下，培根有一副“蝰蛇的眼睛”。他的餐桌上必备“香草野花”，他说它们确实能够提神益智。他心爱豪宅美院，俊奴靓仆，可他一旦在朝廷失宠，这些人都作鸟兽散。他把他们比作“屋倒害虫飞”。“有人告诉他阁下是打量左右的时候了。他回答，我不打量左右，我打量上面。”

 

这里，传记材料和传记事实的分野判若云泥。那么，什么是传记事实呢?

 

权威的论述没有直接涉及传记事实这个术语，但吉光片羽往往闪烁出难得的洞见。富有哲学眼光的普鲁塔克(Plutarch)对传记里如何选择事实成竹在胸。在他看来：

 

人的品德和劣迹并不总是体现在他们最杰出的成就里。相反，跟最大的围攻或至关重要的战役相比，不太显眼的行为，片言只语，一句玩笑却常常揭示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普鲁塔克在选择事实时的倾向。他已经非常明确地意识到历史的“西瓜”和传记的“芝麻”之间的功能性差异，“芝麻”往往会成为打开性格之门的钥匙。这个观点在18世纪的英国文坛盟主撒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那里得到了回应：

 

传主的某些表现和事件会给他带来世俗的伟大，但传记作家的任务不是动不动就去浓墨重彩地描绘这些表现和事件，而是应该把心思放在家庭私事上，去展现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这里，外在的可有可无的附属物没有了，只有人和人之间谨慎和品德的砥砺。

 

普鲁塔克和约翰逊虽然没有像梁启超那样写过传记做法，但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传记作品相当忠实地体现了他们的传记观。他们大刀阔斧地劈出了传记里事实的畛域：不是那些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而是“一句玩笑”，“片言只语”，“不太显眼的行为”。对于这些“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别具慧眼，意识到它们的一份平凡具有难以磨灭的价值。她在几篇传论里对传记里的事实反复论辩，并希冀以此厘断传记和小说的楚河汉界。她说，传记的基本特征就是它“必须以事实为根基”，而“传记里的事实是指那些除了艺术家之外还可以由别人来证实的事实”。不同于小说的想像世界，传记的事实世界更能触发想像力，因为传记里的事实是那些“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

 

这些是什么事实?伍尔芙没有进一步地阐述，也没有更深一层地界定，但是她的纲领性论述睿智逼人。在她的“诱导暗示”下，我们很难不接着往下走，把传记里的事实弄它个水落石出。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我们不妨说伍尔芙所说的种种事实应该是传记事实。

 

在我们明确界定什么是传记事实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两部传记的实例。这也许可以避免徒有事实之论，而没有事实之实。《史记》是别择传记材料和传记事实的典范作品。韩兆琦的论述极为精辟：

 

司马迁搜集材料是很辛苦的，但使用材料却不是多多益善，他着力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写出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例如写蔺相如，他抓住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魏公子，他突出了请侯嬴和盗符救赵两件事；写田单他只写了火牛阵一件事。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写，例如田单后来当了齐国宰相，还当过赵国的宰相，但是司马迁都没有写，他认为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当宰相，他认为要突出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有这几件事就足够了。（《中国传记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同样，司马迁在《管晏列传》里也是把重点放在鲍叔与管仲的交谊和晏子御者的妻语等两三件事实上。对于自己为什么要这样选择，司马迁解释得非常清楚：

 

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

 

确切地说，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就是传记事实。

 

无独有偶，西方的普鲁塔克也深谙选材三昧：

 

在《亚历山大传》的序言里，普鲁塔克同样表达了歉意，因为他没有写尽两位英雄所有的著名行为。不过，他添了一句：“我不是在写历史，我写的是传记。”……他这里所提到的那种历史，他在别处称之为“正史”，那种“准确记录事件的细节”的历史。相反，普鲁塔克删略正史的内容，凸显能够揭示人物性格的事情。普鲁塔克把它们叫作“心灵的证据”(《亚历山大传》)，“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美丽的事情”(《伊米流斯传》)和“值得铭记的事情”(《特修斯》与《罗默流斯》比较论)。

 

普鲁塔克回避“正史”的内容，跟司马迁的“论其轶事”，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因为“轶事”就是指“世人不大知道的关于某人的事迹，多指不见于正式记载的”。他们往往舍历史的大道不走，另辟蹊径。除了各自高远的写作追求之外，他们都本着一个朴实的愿望：写出那一点点属于人的东西。因此，他们的传记有了相同的切入点：“轶事”和“心灵的证据”。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却是一回事──传记事实。

 

在传记事实的选择上，普鲁塔克匠心独运。这体现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多数篇章里，但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埃尔西巴厄迪斯传》(Alcibiades)。普鲁塔克做传时有自己的道德准绳，而这位将军出身的政治家显然不合他的理想，但个人的道德观并没有让他戴上墨镜，专拣性格的污点开刀。一方面他皮里阳秋，另一方面他又能绘事若衡。他的突出长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下面的两段文字里：

 

时乖命蹇，风来运转，他的行为会随之而前后不一，变化无端。可是他真实性格里的主导激情还是一种出人头地的雄心和愿望。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几件轶事里的言辞说明了这一点。摔跤时，他一看自己大势已去，又害怕被摔得四脚朝天，就把对方的手放在嘴里，使出浑身的力气咬了一口。对方立即松手，说道：“你咬人，埃尔西巴厄迪斯，像个娘们。”“不，”他回答道，“像头雄狮。”

 

第二则轶事显示了他性格的另一面：

 

埃尔西巴厄迪斯花了70个迈纳买了一条狗。这条狗非常高大，极为标致。尾巴是它的主要装饰物，可埃尔西巴厄迪斯叫人把这条尾巴砍了。为此，熟人们惊叹不已，告诉他全雅典都在为狗喊冤，大家一致声讨他，要他做个解释。埃尔西巴厄迪斯哈哈大笑，说道：“我想要的事正好发生了。我希望雅典人谈论这件事。这样，他们就不会去谈我那些更糟糕的事了。”

 

在《传记史纲》里，卫尔伯·克罗斯(Wilbur L．Cross)认为：“普鲁塔克所关心的只是他笔下人物的个性。”约翰·噶拉笛(John A．Garraty)对此也有同感：

 

他的故事巧慧、有趣，但不仅仅如此。像埃尔西巴厄迪斯传里狗的事件，这些故事都有寓意，总是用来彰显个性。

 

在埃尔西巴厄迪斯的传记里，里德·卫狄默(Reed Whittemore)更为看重内容的博实，但他首先肯定普鲁塔克是一位“铁杆的轶事家”(a confirmed anecdotalist)。这些观点同中有异，可是都没有触及普鲁塔克传记里最核心的品质。雄狮与狗尾很难兼容，然而普鲁塔克却把它们糅为一体。“雄狮”般的“主导激情”奔腾于前，切除狗尾的雕虫小技尾随其后，前后呼应，作者的褒贬不但跃然纸上，传主的个性也呼之欲出。“轶事家”一词当然不能全面概括普鲁塔克的终身职志，但这个词却抓住了他的成就里本质的东西，即他对传记事实的那种理性激情。

 

传记事实，狭义地说，是指传记里对传主的个性起界定性作用的那些事实。它们是司马迁所说的“轶事”，它们是普鲁塔克传记里的“心灵的证据”，它们是伍尔芙笔下的“创造力强的事实，丰润的事实，诱导暗示和生成酝发的事实”。简言之，传记事实是一部传记的生命线。